我党历来高度重视民族地区工作。在长征途经四川时，党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符合民族实际的相关政策，广泛有效地进行了宣传工作。通过向沿途各族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和革命主张，唤起了各族群众对革命的热情和向往，提高了各族群众的政治觉悟，对顺利通过四川民族地区从而实现长征的最终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一、发布相关文告宣传民族政策

早在转战广西、贵州期间，中央红军发布的《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1934年11月19日)、《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1934年12月24日)等文告中，就体现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等解决民族问题的重大原则。进入四川时，中央红军继续秉承着入川前的民族统战政策，并根据新的民族、地域方面的特点积极进行探索。

懋功(今四川省小金县)会师前，为团结各民族共同抗敌顺利完成战略转移，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民族地区已经进行了一些民族政策的探索。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川西地区，向西进军到达川西的汉、羌、回、藏等民族杂居地区时，相继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区政治部对番夷少数民族委员会布告》《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区政治部:少数民族工作须知》《告川西北藏彝民族书》等文告，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是解放少数民族的唯一政党,红军是解放少数民族的唯一军队。位于川南的彝族百姓长期遭受国民党反动政府、地方反动军阀以及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经济落后，生活贫困，加之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他们对汉族不信任，不准汉人的军队进入他们的居住地域。1935年5月，中央红军行至川南。为团结彝族同胞，中共中央以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以通俗生动的语言号召彝族人民群众同红军合作，共同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同时，中央红军帮助中共川南特委制定了《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明确指出：“川南劳苦群众在卖国的国民党军阀刘湘及官僚团保豪绅地主(绅粮)的压迫剥削、国民党反动统治造成的天灾、军阀混战之下，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土地革命推翻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的苏维埃政权，才能得到彻底解放自由、土地、房屋和衣食。”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双方交流和总结了前期民族工作的得失，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初步阐述了党领导康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纲领和指导方针。随后在毛儿盖举行了沙窝会议，这是中共历史上深化民族问题认识、转变民族工作政策的一次重要会议，党在会议上把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上升到了新的理论高度。会议把民族问题列为七大议题之一,对长征以来的民族工作进行了系统的交流和总结,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明确指出：“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此次决议首次把民族问题提到决定中国革命事业成败的高度。

二、刻写醒目标语宣传民族政策

党和红军充分利用城镇、村寨的房屋墙面、桥头、岩壁等载体，镌刻、书写、张贴了大量标语，宣传自身主张。这些标语主题明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当时起到了宣传党和红军的纲领、方针、政策，团结教育群众，打击震慑敌人的重要作用。根据对象的不同，可分为五类：第一，为了争取深陷压迫剥削的人民，标语的重点倡导自由平等的理念。如刻有“为争取独立自由与领土完整的苏维埃新中国而战”的石碑，至今仍矗立在四川中坝镇解放大街中心。第二，针对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和信仰，标语点明红军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习俗和语言文字。在四川省阿坝涉藏地区发现“遵从回番民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信仰自由!”的石刻标语，在四川省小金县发现“信教自由，准许人民信奉菩萨，不愿当喇嘛的准许还俗!”的石刻标语。第三，针对百姓对红军的不信任，标语的重心放在建立为少数民族人民谋利益的政权。在四川省茂县城门洞的石壁上至今留有以西北军区政治部署名的石刻“共产党是解放回番民族痛苦的政党”。第四，面对群众经济困难、生活困苦的现状，标语的重点放在打土豪分田地，抗捐抗税。在四川省平武县发现“没收地主发财人的田地、房屋、粮食、财产分给工农穷人，取消高利贷，穷人不还官人债!”的石刻标语，在四川茂县发现“没收回汉军阀地主的土地财产分给回番穷人!”的墨写标语。第五，针对扩红问题，标语的重点放在欢迎各族人民参加红军，并优待军属。在四川省茂县发现“穷人要保卫自己的苏维埃政权和土地利益，只有坚决参加红军!”的石刻标语，“组织回番民红军游击队，保护回、番民去打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标语。“四川红军标语是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英勇斗争的历史见证。”五类标语兼顾民族、宗教、习俗、经济、政权等多方面，使群众逐渐了解党的民族政策，对于加强党与群众的交流交融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开展文艺活动宣传民族政策

“文艺宣传对于红军长征的胜利,有着重要作用。”由于受国民党当局的反动宣传和特务策动，再加之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群众都不识字，针对这一现状，红军充分发挥文艺宣传队的作用，运用戏剧、歌曲、绘画等多种形式，向群众广泛进行宣传教育。曾任红四方面军剧社社长的李伯钊同志，将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宣传队，扩建成一个200多人的文艺训练班，教唱过《格勒得沙共和国国歌》，表演过《工农大联唱》《两大小》等活报剧。长征期间红军创作的歌谣非常丰富生动，在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有《沽基支队的队旗像一团火》，在四川茂汶羌族地区有《总有一日要晴天》。这些歌谣记录了红军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自治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民族武装和民族地区群众踊跃参军、支前的真实历史。在四川毛儿盖藏族地区有《红军经过我的帐幕》，在西康甘孜藏族地区有《红旗遍满大地》，在四川茂汶羌族地区有《手摘苹果念红军》，这些文艺作品或反映了红军与群众依依惜别的情景，或展现红军离开后人民对红军的深切怀念和对革命事业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通过文艺活动的开展，一方面使党走进了群众生活，获取了群众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宣传了革命主张，壮大了革命力量。

(作者单位：四川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