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对军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长征途中的红军远离根据地，战事频繁，沿途的粮食问题成为了红军能否成功完成战略转移的重要条件。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每名红军携带4天的粮食。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时，部队和随军民工每人都自带3-6天的干粮。红二、六军团长征时，每人则带着3天的粮食。然而，随着艰苦卓绝的行军，口粮消耗得很快。红军在吃完随身携带的口粮后，就只能想方设法进行筹措。据《莫文骅回忆录》记载：“每天快天黑才到宿营地，即埋锅做饭。吃掉带来的粮食，如果不立即筹措，第二天就没吃的了。为了筹粮常常要付出很大的力气。”为此，红军采取了积极有效的筹粮举措，主要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筹粮方式是没收地主土豪或反动分子的粮食。据李坚真回忆，红军出发时每人携带15斤粮食，沿途所需要的口粮和一切生活必需品，主要靠打土豪来解决。为此，中央红军还设有专门机构——没收委员会。长征途中，没收委员会由林伯渠担任主任，副主任为毛泽民，红军的没收行为要在没收委员会的要求下进行。1935年2月，部队缩编时将各级没收委员会取消，改为在各级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下设没收征发科。红军边行军边打土豪，没有时间充分发动群众，也没有时间做充分调查，但打土豪搞没收不能无章法，要保证准确无误。由此，红军创造了一套辨别土豪的方法。据李坚真回忆，每到一个新区，她就带人到高处观察哪个村子有高房大院，再听狗叫的声音，然后进村看牲口、锅灶、农具，再辅以看房主来往书信，作出判断后再向群众核实。1935年4月，中央红军进占云南有名的富庶城市宣威，没收了官僚经营的火腿公司，获得了大批财物。同样，红二、六军团途经云南时，也吃上了宣威火腿。然而在民族地区，为了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地方实力派及群众，红军视情况不没收当地土司头人等的粮食。据王宏坤回忆，部队在路过回民地区时，便要求禁止打土豪。红25军长征途经陇东回民区时，军政委吴焕先制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其中就有禁止打回族土豪。

第二种筹粮方式是买粮。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中央红军长征时从江西带着大量现钞、银元等，一路上凡是遇到贫困地区就用这些货币来购买所需要的物资。长征途中，红军向群众买粮很注重纪律，不仅说话要和气，还必须买卖公平，不得强行购买。由于反动派对红军的恶毒宣传，一些白区的百姓见到红军的到来便躲藏起来，然而红军购粮时仍会留下钱款。彭绍辉在《长征日记》中有载：“群众不在家，部队吃了东西须留钱，并写上一张宣传信致谢，放在原处。”据莫文骅回忆，红军在民族地区筹集物资时，“在哪里征集了东西，就在哪里留下银元，并留下字条，同时放进宣传我军宗旨和我党民族政策的传单”。

第三种筹粮方式是缴获。长征途中，红军队伍庞大，消耗甚多，又缺乏根据地物力支持，缴获物资成为军需补充的重要来源。因此，缴获成为红军筹措粮食的重要方式。比如红一军团攻占腊子口天险后，缴获了数十万斤粮食;红三军团在打败马步芳的骑兵后，随即宰杀死伤的敌方马匹，做成烤肉;中央红军攻占哈达铺时，缴获了国民党部队溃败留下的几百担大米和白面。据王宏坤回忆，为了迎接红二、六军团北上，红四方面军将刚从战场缴获而来的三四百头牦牛一头不缺地交给了红二、六军团。

红军长征中饥饿与死亡是常态，更多的是靠坚定的理想信念，靠意志品质在坚持。参加过长征的邓颖超回忆：“长征中除了作战外，最大困难是粮食问题。”在部队严重缺粮的情况下，红军不得不打野兽、寻野菜、啃树皮、煮皮带等。据杨成武回忆，在青稞尚未成熟的藏区，每天各个连队轮流派出一些人去寻找野菜和野苗子来吃。在国家博物馆至今珍藏着红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和警卫员李少清在长征过草地时吃剩的皮带。长征途中红军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英勇的红军战士坚韧不拔，团结互助，官兵平等，还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据萧锋《长征日记》记载，在过草地时从军团首长到每个战士，都吃一样的饭汤，某天，大家正在吃的时候，忽然下了一阵白雪，落在汤碗里，红军指战员们笑着说“天下白糖，增加营养”。长征道阻且长，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又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等做斗争，勇往直前的红军最终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史诗——长征。正如林伟在长征的日记中写道：“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工农红军是打不烂、拖不垮的，是无坚不摧的力量。”

(作者单位：四川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