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大学始建于1933年10月，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培养红军干部的摇篮。1934年10月,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指导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开始长征。在颠沛流离的作战环境中，红军大学坚持办学。红一方面军增设红军干部团(1934年10月)，红四方面军重组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1935年10月)，红二方面军建立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1936年9月)，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合设中国工农红军大学(1935年8月)。1934年10月2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要求“在行军中进行军事、政治与文化教育”。为积极贯彻总政治部指示，各方面军“红军大学”配置了一批知识储备足、理论水平高、军事能力强、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员，在行军作战间隙对红军干部进行文化、政治和军事教育。

长征中的红军大学以石块为桌椅，以土地为黑板，以树枝充笔杆，适应颠沛流离的教学环境，克服极度困难的办学条件，不仅锤炼出一群铁骨铮铮，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红军干部，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扎实的组织基础，而且形成了丰富且独特的教学方法，为抗日民族军事政治大学的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一)理论讲授法

理论讲授法是红军大学开展教学的基本方法。长征中，不论是部队休整期间，还是作战待命间隙，“红大”教员们总会抓紧一切时间为学员们讲授文化、政治和军事知识。

立足扫盲，提高干部文化水平。由于农民出身干部比重大，部队文盲率高，加之“扩红”客观造成部队素质下降，限制了红军干部的政治能力和斗争本领。为此，红军大学注重汉字教学，开设语文课、拼音课，降低干部文盲比例;开设地理课，加强常识科普，破除干部迷信思想;创办校报刊物，鼓励干部撰文写稿，提高干部写作能力，夯实干部文化根基。

开设系列政治课程，淬炼干部政治能力。长征中，中央政治局多次强调，必须加强政治教育，“拿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教育我们的党员与红军指战员，冷静的来估计敌我力量的对比与目前的形势”。为加强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军队的政治素质，红军大学视政治教育为整个教育工作的核心。为此，“红大”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加强政治路线教育，开展政治动员工作，政治教员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国近代史等课程，淬炼干部政治能力。

夯实师资、汇编教材，提升干部军事理论知识水平。红军大学调拨从苏联基辅红军军官学校毕业的王智涛，从黄埔军校毕业的陈伯钧、宋时轮等国内外军事院校毕业的优秀红军干部担任各方面军“红军大学”的军事教员，开设军事理论教育、军事技能教育、军队纪律教育和军队管理教育课程，培育干部指挥本领。由于缺乏教材，留苏归来的刘伯承亲自翻译《苏联红军战斗条令》《苏军野战条令》《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等苏联军事条令，王智涛教员将四渡赤水和巧渡金沙江的战役战术汇编成文。这些教材，在艰苦的教学环境下，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指挥官。

(二)实践锻炼法

长征中，红军大学秉持“理论联系实际，全面培养干部”的教学理念，力求把指挥人员培养成“有政治觉悟、有作战本领、有管理能力、有艰苦奋斗精神、不怕牺牲的人”。为此，红军大学采取实践锻炼法，在实践中锤炼干部。

模拟场景，夯实军事技能。长征中，红一方面军转战行军里程过长，经常需要穿过江河大川，这些都是敌人认为的天然包围圈。为此，红军干部团经常在部队休整间隙练习强渡江河。此外，还会演练遭遇战、伏击战、穿插迂回、袭击等军事科目。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按实战要求对干部进行夜间应急拉动演练，以保证在紧急状况下起得来、出得去、打得赢。

实战促能，锻造作战能力。红军干部团既是一所储备、培训、输送干部的学校，又是一支作战能力突出的战斗队。在长征途中，干部团多次参加乌江战役、再克遵义、巧取皎平渡、扼守安顺场等重要战役战斗，不仅出色完成了作战任务，而且积累了实战经验，锻造了红军干部的指挥作战能力。在行将过草地时，为使不了解骑兵战斗的红军干部学习对敌骑兵战术，1935年8月6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对敌人骑兵战斗的指示》，加紧反骑兵作战的军事训练。在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刘伯承向学员详细介绍反骑兵作战基本要求，包括队形、追击、后移等问题，并传授其自创的“排枪快放”打法后，红军干部主动应战，接连打退了敌人来犯骑兵，化被动为主动，保存了红军有生力量。

(三)会议讨论法

长征中的红军大学教学方法丰富多样，除了常规的理论讲授、实践锻炼外，还采用了研讨会、展览会、党团员大会、联欢会等别出心裁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起广大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开展研讨会，进行启发式教学。四方面军在做过草地的粮食准备工作时，红军大学举办了一次题为《我们过草地是要枪还是要粮?》的研讨会，讨论筹粮问题。讨论中，有的学员说：“枪重要，枪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没有枪就没有我们的生命。”有的学员说：“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有枪也背不动，更谈不上行军打仗。”还有的学员说：“我们上一次南下过草地，战斗伤亡不多，饿死、冻死的不少，我看粮重要。”讨论中，红军教员引导广大干部注重粮食安全，并在此基础上讲授筹粮方法及注意事项，以此提高了全军的筹粮效率。

举办野菜展览会，增加生活常识。1936年7月，应中央要求，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二次北上的四方面军红军大学特地举办野菜展览会，总结过草地经验，传授识别可食野菜、选择宿营地、搭帐篷、找水、生火做饭、保证宿营地安全等知识。这一展览会的举办，为两军北上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召开党团员大会，学习中央方针政策。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召开，党中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为学习贯彻这一方针政策，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召开党团员大会，充分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北上抗日做思想政治准备。通过教育，南下的广大红军干部逐渐明确了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从而统一了干部思想。

举办军民联欢会，贴近人民群众。四方面军红军大学驻四川沙尔马村期间，举办了一次军民联欢会，邀请当地藏族同胞参加。会上，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王新亭批判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得到与会群众的热烈拥护。会后，藏族同胞为“红大”学员表演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藏族集体歌舞，充分彰显了红军同少数民族同胞亲如一家的关系。

(四)激励教育法

1934年10月11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对于目前进攻战斗的政治工作训令》，明确提出：“进行充分的政治教育与鼓动，提高部队的攻击精神。”为更有效地动员广大干部，提高革命士气，红军大学运用激励教育法，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教学工作。

树立学习模范，激发干部学习动力。由于部分红军干部存在单纯军事倾向，认为红军的任务就是打仗，对文化知识的学习热情不高，甚至存在抵触情绪。为调动学习积极性，文化教员们树立学习模范，激励干部。红军干部团广泛传播着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勤奋苦读、严谨求学的案例，激励广大干部见贤思齐、踔厉奋发。刘伯承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俄语的经历，鼓舞着红四方面军的干部端正态度、认真求学。在不断的宣传教育和言传身教下，党培养出了一批持之以恒、谦恭虚己的红军干部。

举办领导人讲座，激发干部革命斗志。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经常请中央领导作报告，激发干部革命斗志。毛泽东曾在“红大”作过《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报告，王玉昆上校回忆：“毛主席在报告里讲了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他的殖民地的可耻目的，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讲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革命造成的挫折和损失，又讲了人民共和国的性质、任务、范围、特点和国际的援助，特别强调了自力更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性。”极大提高了学员们的革命斗志，增强了学员们革命必胜的决心。

举行阅兵仪式，激发广大干部的学习热情和作战斗志。四方面军红军大学驻扎四川炉霍期间，曾举行过一次阅兵，由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校长检阅队伍。刘伯承指出：“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的人民武装要组成浩浩荡荡的分队，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阅兵有效激发了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学习军事知识和技能的热情，增强了革命必胜的决心。

(五)其他方法

为促使教员高质量完成教学任务，保证学员高质量消化学习成果，除上述四种常用的教学方法外，红军大学还创新创造了演示教学法、比赛教学法、宣传教育法、标语学习法、经验总结法等多种教学方法，以调动广大红军干部的学习积极性。

演示教学法。在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文化教员讲昼夜、四季、日食和月食等地理知识时，由于学员听不懂，文化教员听取校长刘伯承的建议，采取演示教学法。由于没有专业仪器，文化教员用油灯充当恒星，用铁丝制成的椭圆形圈子穿在土豆上当做围绕恒星运转的地球，再用一个土豆当做月亮，以它围绕地球运转，作为卫星。通过简单的演示，晦涩难懂的知识清晰铺展开来，学员立刻就明白了地理的奥妙。

比赛教学法。长征中，红军所经之地多为偏远贫困地区。为解部队生活方面的燃眉之急，红军大学积极组织开展各类活动：组织挖野菜比赛，解决食物短缺问题;组织织毛衣活动，解决冬装紧缺问题;开展烧牛粪教学，解决燃料困难问题等。红四方面军在做三过草地的准备工作时，红军大学开办织毛衣、打草鞋、搭帐篷、拔野菜、烧牛粪等五个短训班，运用比赛教学法，在训练中开展比赛，互相借鉴经验，以达到迅速筹集行军物资的目的。

宣传教育法。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红军大学广泛运用宣传教育法。每到一处驻地，“红大”学员会根据驻军时长，配合政治部教员，立即在群众中开展村庄规模、地形地物、民俗宗教、群众现状等调查工作，进行各种宣传教育活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拉近与群众间的距离。

标语学习法。扫盲是红军大学开展文化教育的重中之重。为使红军干部既能摘掉文盲的帽子，又能开展实际工作，红军大学的文化教员发明标语学习法，利用沿途书写的红军宣传标语教习学员，并奖励识字快的学员贴写标语。这一教学方法的运用不仅调动了广大干部识字写字的积极性，而且帮助红军干部投身宣传工作，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

经验总结法。在丹巴翻越雪山前，四方面军红军大学采取经验总结法，组织干部学习高山行军、宿营等知识，发动学员总结过去翻越雪山的经验教训，明晰了翻越雪山的最佳时机。四方面军南方人居多，这一教学方法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非战斗减员。

(作者分别系四川省委党校中共党史专业2021级硕士研究生、四川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