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决定》指出要“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协同机制。”近年来，各级政府部门都高度重视网络舆情，有效地引导舆论和应对舆情成为检验政府治理能力和地方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尽管如此，一些地方还处于“舆情焦虑”之中，对舆情高度敏感，实际工作陷入被动。

基层“舆情焦虑”主要困境

焦虑舆情研判风险等级。部分基层干部对于互联网的传播规律和传播态势不够了解，对具有何种特征和性质的事件容易在互联网上发酵为较大范围影响的网络舆情无法把握。一方面，基层舆情往往反映着在城镇化进程中当地群众对住房家居、公共卫生、休闲娱乐、教育就业等且具有转型特征的诸多需求诉求。当前，在基层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还存有不少困难，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还存有区域性差异，民生问题和社会管理尚需持续用力解决。而自媒体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传播特征使其成为基层网民利益表达、参与公共舆论的主要渠道。另一方面，在流量诱惑下，部分自媒体迎合流量肆意炒作，在碎片化信息中捕风捉影，制造耸人听闻的标题，提炼偏激对立的观点，捏造杜撰“小作文”；有的以极端的立场、夸张的语言炮制“新闻爆款”，以实现点赞量、阅读量、转发量的最大化。这就使基层干部在面对哪些是反映“民情民意”的舆论，哪些是“被流量裹挟”的舆论时往往没有办法仔细甄别研判，只能通过“一刀切”的方式来尽量避免舆情的“节外生枝”，也就是产生次生舆情。对于基层干部而言，“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是工作的普遍状态，社会治理工作纷繁复杂，面对来势汹汹的舆情事件更是措手不及。而当互联网海量信息瞬息万变时，舆情带来的压力和焦虑就会随之增长。许多基层干部表示，时时关注与本地有关的自媒体账号已经成为日常工作的重要方面。

焦虑舆论引导和舆情应对的力量薄弱。舆情重心下沉于盘根错节的基层社会，乡镇是舆情压力和焦虑的“最后一公里”。当前，限于很多基层单位的实际规模和力量，舆论引导和舆情应对的能力有限。如果乡镇一级应对乏力，就需要镇级部门和县乡相互之间配合应对或者提级应对。一方面，专业和系统的舆情检测预警体系的不完善使基层各部门很多时候只能通过互联网的舆论“倒灌”，或上级发布风险信息时才意识到需要开展舆论引导和舆情应对，使工作一度陷入被动局面，进一步加大了社会治理的难度。舆情产生、发展的过程具有隐蔽性、发散性和渗透性等特点，要降低负面舆情给基层社会稳定和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就要防范于未然,及时发现潜在风险，避免“蝴蝶效应”引发的公共危机。能及时洞悉舆论热点、精准把握社情民意，感知公众情感、掌握舆情变化的方向和趋势是纾解矛盾、有效引导舆论的前提。另一方面，在等待上级协调和部门协同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更多地担心会被上级部门的问责，这就可能出现因为慌乱导致应对不足或不妥而产生次生舆情，客观上也造成了基层干部对舆情的“过度焦虑”。在现实应对中，一些重大舆情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超出了基层处置的能力范围，基层人力、设备等资源相对有限，调节经验欠缺，往往需要依靠上级部门协调处理。加之风险社会，舆情呈现更是具有系统性的体征，光靠单一的单元也无法进行有效的引导和应对。面对这种应急处突的能力短板，一些基层部门把所有舆论和舆情泛化为“洪水猛兽”，想要通过“热搜治理”或“线下摆平”来迅速平息，长此以往可能会使舆论舆情工作“走形”，偏离社会治理的根本目的。

建立与基层社会治理耦合的舆论引导和舆情应对机制

建立以“信息—服务—治理”为标尺的舆论引导闭环机制。一方面，前端要通过新媒体加强正面发声，形成正面的网络舆论氛围。依托当地论坛、政务媒体、官方公众号、主流媒体的新媒体矩阵，主动设置议题，通过“窗口期”的权威发布、“热点”网评引导、跟帖回应等形式，有针对性地疏导网上舆论，及时妥善回应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关切。另一方面，扩大基层群众合理表达利益诉求的新型沟通协商渠道。通过网络直播、在线问政、应急热线、查询答疑等，汇聚和整合社情民意，在舆论风险防控中提前舆情预警，同时为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支撑。另外，后端要搭建基层智慧平台，优化数据共享，形成多元主体互融互通，使群众意见和需求流动到匹配的部门，使各级单位互通有无、科学决策、密切配合和高效处理，推动舆论反映的治理问题尽快得到回应和缓解。

完善以多元治理主体协同的舆情应对机制。一方面，前端要做好舆情研判工作，建立健全舆情事件的分级分类的预警机制。通过数据支撑的信息汇集，建立各部门之间标准化、程序化的联动工作制度，对当地应对舆情的资源、措施、成效进行综合研判和统筹配置，通盘考量本地媒体、网络大V、社会组织、专家等社会治理资源，并贯穿舆情发展的全生命周期。另一方面，中端要积极打破舆情应对的组织壁垒，建设舆情应对高效的执行机制。纵向要畅通舆情决策层级，减少从决策到执行的中间环节。横向上要加强协同机制的扁平化建设，确保研判对策的落实执行。另外，要整合群众资源，坚持走群众路线。强化通讯员、联络员沟通机制，深入基层群众，激活基层协商治理的能力。将政务APP链接“社区通”等基层综合治理平台，联动社区居委与居民、村委与村民参与到平台进行互动，激活“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内生动力。可进一步搭建微小单元的社区小程序，形成辖区内各社区（单元）议事群，消除舆情信息“盲区”，促进群众共同参与，维护公共利益。

当然，要完善基层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应对协同机制，缓解基层“舆情焦虑”还需要加强制度保障。一方面，要加强舆情队伍建设保障，与时俱进地提高基层干部的媒介素养。同时，要提高专职人员的专业素养，尤其是数字技能、数字素养与思维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强数智媒介的研发和使用，充分发掘平台的数据潜能，探索信息吸纳、分析、利用等处理机制，才能在此基础上真正从事件性质、扩散范围、群体利益、意识形态风险的维度把握舆论本质和舆情态势，兼顾好舆论引导和舆情应对处置的实效性和治理性。另外，要提高舆论和舆情工作的法治保障，这不仅是维护基层社会公正和公平的必要条件，也是在舆论和舆情工作中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面向。

（作者单位：四川省委党校社会和文化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