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文明的探源、传承和历史发展问题。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就深入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华文明历史研究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指引着中华文明历史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坚强的支持。

三星堆文明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一部分，其神秘古老的文化遗址不但昭示着古蜀国文明的灿烂辉煌，也印证着中华文明兼蓄并包，多元一体，共同发源的重要特征。2023年7月26日，正在四川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三星堆博物馆，了解历史文化遗址发掘研究、文物保护修复等情况，他发出感言，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在世界上是叫得响的，展现了四千多年前的文明成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等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总书记的言辞彰显了三星堆文化研究在中华文明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而中华文明的一些文明特征在三星堆所凸显的文明特质和文化意蕴中也可见一斑。

三星堆文明所凸显的特征是“神话中有历史，虚幻中有真实”

在甲骨文中，就有“蜀”的记载，其字形上“目”下“虫”，这反映了当时以商王朝为主体的中原文明对古蜀国的普遍印象。《蜀王本纪》记载：“蜀之先王名蚕丛……是时人萌，椎髻左衽，其目纵”，也就是说第一任蜀王蚕丛，其眼睛是凸出来的，而在三星堆博物馆中的各种铜头像，尤其是商铜纵目面具等大型面具的形象特点也是夸张地凸出双眼，此与历史对蚕丛的记载不谋而合，这极有可能是后世为纪念蚕丛，对其形象进行了刻意的夸张并禀赋在自身的形象之上，这应该就是三星堆文明以“目”字为特征的主要原因。而从蚕丛的名字上不难看出，虫很有可能与蚕相关。《蜀王本纪》载：“蚕丛教民蚕桑”，事实上，在三星堆遗迹中也发现了大量的丝绸制品。这不仅让我们联想到中华民族观念上的始祖黄帝，其妻嫘祖也是以养蚕为业，《史记·五帝本纪》中载：“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华阳国志》又载：“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上文足可以见，蜀山氏、蜀之先王蚕从与嫘祖有亲缘关系。更进一步地讲，李白在《蜀道难》所谓的“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并不是历史的真实，早在黄帝时期，古蜀国文明就已经与中原文明交融，成为共同构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一部分。

除蚕丛与表现蚕丛的商铜纵目面具外，三星堆的青铜神树更为世人所瞩目。这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山海经》的记载。《山海经·大荒东经》有云：“汤谷上有扶木，一日主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海外东经》：“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这两则记载合在一起构建起了《山海经》关于太阳的宇宙观。扶桑树有十个太阳，一个在上枝，九个在下枝，只有居于上枝的太阳才能被世间所见，十个太阳由乌鸦所载，轮流居于上。这一神话流传于后世中原文明地区，人们所熟知的“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一“十天干纪日法”则是这一神话的现实表现。三星堆博物馆的青铜神树树枝分为3层，每层3支，全树共有9只鸟站立在向上果枝的果实上，这样的形象正与《山海经》对扶桑树的记载相符。也就是说，后世流行在中原地区的神话在三星堆这里找到了实物和根源。且出土青铜神树的数目繁多，在三星堆中这些大量的与中原文明神话相关的文物出土，意味着传统考古观念中的中华文明仅发源于黄河流域的结论并不正确。以三星堆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文明，也是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从此进一步更可见中华文明的特征属性，即其不是单一起源，而是文明共同发源，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相互融合的产物。

三星堆所凸显的特征是“古朴中有规律，奇诡中有常理”

三星堆人种的特点是值得探究的。初见三星堆，人们可能被大量造型奇特夸张、高鼻大眼的人面像所吸引，甚至会据此认为三星堆是域外文明甚至是外星文明的产物。但我们绝不能忘记，三星堆时代是属于神权本位的时代，其人物所表现的形象本身就与上古巫师的日常息息相关，是对于现实的夸张和想象。前文已叙，蚕丛有“纵目”的特点，但这是不是三星堆人种的普遍特点呢？当仔细观察这些高鼻大眼的面部塑刻时，会发现在脸后有高于面部浮刻部分，这证明这些高鼻阔目的面部特征是巫师所戴的面具形象的展现。在三星堆中也有没有戴面具的人像塑刻，虽然占比很少，但这才是三星堆人真实的形象。仔细观察这些人物形象可以发现，其面容扁平狭长，鼻宽、鼻梁适中，展现出很强的东亚人种的色彩，这也证明了三星堆人并非外来，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与我们同源同种。

三星堆中的文明底色也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部分。尽管三星堆表现的内容纷杂多样，但在这些繁复的表现中呈现了共性特质，这才是三星堆文明的底色和主题。

龙和龙纹的形象反复出现在表现人与天地沟通的宗教场景中，虽然“龙”或者“dragon”的形象在世界文明的范围内都常与“通天彻地”的形象关联，但具体到每个文明，其“龙”的形象是不同的。比如，埃及文明的龙形象是“狮鹫”，印度文明的龙形象是“娜迦”，希腊文明的龙形象是“大海蛇”，而北欧神话“龙”形象是“长着翅膀的蜥蜴”，但受红山文化影响，只有中华文明“龙”的形象才做成“兽首蛇身”状。而仔细观察三星堆的龙，其“虎头龙”“猪头龙”“马头龙”形象范式是与中华文明的龙相一致的。

云雷纹、夔龙纹、饕餮兽面纹等商代青铜器上的典型纹饰，也被大量运用在大立人、小立人、神殿、神坛、神树等最重要的宗教器物上。纹饰用途何在呢？《左传·宣公三年》载：“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也就是说，纹饰本身是用于帮助人们分辨合适的器物和形象，从而方便早期人们举行宗教活动的。而相同的纹饰，也表明了三星堆与中原文明有着高度同一的宗教文化系统。

以玉器和铜器作为礼器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点。而三星堆中出土了戈、璧、琮、圭、璋等大量的玉制礼器和“罍”“尊”为代表的大量青铜礼器。除此外，青铜礼器的铸造技术（分铸法）和合金比例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青铜器属同一系统，根据同位素检测，在三星堆出土的“罍”“尊”合金中铅金属与中原青铜器中的铅金属来自同一个铅矿。总之，这些在宗教仪式或者器物中反复涌现的中原文明的元素，意味着三星堆文化在本质上与中原文明具有相同的底色。

三星堆所凸显的特征是“兼蓄中有融合，汇通中成一体”

尽管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明具有相同的底色，但仍然展现出强烈的地域特征。大约在5000—4000年前，四川盆地兴起了地方土著为主体的原始文化，其面貌在各地有共同之处，陶器是古蜀人日常使用的器物，而这些文化中陶器的制型、器型多以平底器、花折沿深腹罐，宽折沿深腹盆，以及壶、瓶、盆、罐、杯、豆为主，其材质多以夹砂陶制为主，这两者是古蜀文明的典型特色，其既不同于殷商的“鼎鬲文化”，又不同于江汉地区的“釜罐文化”，形成相对独立的地域底色。在三星堆中出土了海量的陶器，其延续了古蜀文明的风格，其制型亦以平底器，夹砂陶为主，带有明显的蜀地风格。这说明三星堆在与中原文明交汇融合的过程中，也保存了大量地域性的文化传统。

三星堆中以大立人为代表的青铜铸人像表明，三星堆可能保留了古代中原文明的特征，尽管与三星堆同时期的中原并无偶像崇拜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更早时期中原文明没有这样的特色。“商”字甲骨文作“  ”，其下之“  ”象底座意，上之“  ”则是人型之状，这表明了在甲骨文文字形成之初，“商”确实跟偶像崇拜有关。《古本竹书纪年》载：“黄帝既仙去，其臣有左辙者，削木为黄帝之象，帅诸侯朝奉之”，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长江中下游的凌家滩文化（BC5800—5300）、石家河文化（BC4200—4000）出土的石人、玉人也证明了制造偶像在中华文明古已有之，三星堆中的青铜铸像并非一定是源自外域，而很有可能是中华文明更古时期的延续。

三星堆文明也出土了大量与黄金崇拜、权杖崇拜相关的器物，如黄金面具、黄金权杖等。前文已叙，中原文明以玉、鼎作为权力和祭祀的礼器，而将黄金、权杖等作为礼器则多见于两河流域和埃及。此外，三星堆中的太阳轮，与埃及壁画中的太阳轮是极为相似的。这些都说明了，三星堆文明并非形成之后就孤立停滞不前的文明体系，而是很有可能积极交融吸收了其他文明的特征，最终形成了其自成体系又独具一格的鲜明文化特色。

三星堆遗址是研究人类文明从孕育、诞生、发展、辉煌到开始衰落的绝佳实物标本，它的发现与发掘，从根本上改变了世人对古蜀文明发展水平的传统认识。三星堆文明不仅昭示了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多样性，实证着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发展进程，而其本身，也是中华文明兼蓄并包，与其他文明互通互鉴，汇通融合又自成体系的文化缩影。

（作者系四川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