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而言,民族干部教育从来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而是决定国家长治久安、政党生死存亡的政治问题。中央红军到达四川民族聚居区之前,干部减员十分严重,急需进行补充。能否正确地吸收和培养民族干部,对长征的胜利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扩大民族干部队伍
中央红军入川后,党依据川西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当地实际的民族政策,并开展了深入的宣传工作,发展了一大批民族干部。
以政治宣传动员发展民族干部。红军进入川西北地区后,主要以文告标语方式宣传民族政策,发展民族干部。发布公告明确指出,“中国工农红军,一切彝汉平民,解放弱小民族,都是兄弟骨肉。”“彝、番、藏人一律平等!”除此以外,红军还用石灰或炭黑,将标语刷在墙上,雕刻在旧石碑、石牌坊、巨石、石崖之上,要求“彝、藏、回、番一致起来抗匪抗日!”
争取民族地区上层人士的支持。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拥有较高的知识、眼界和交流能力,他们一方面更能理解红军的主张,另一方面也不会轻易放弃已有的社会地位。中央红军在藏民聚居区就曾广泛地采用通过上层人士发动多数群众的方法,宣传党的主张,提出“要用各种方法号召被反动头人欺骗走了的群众回家。我们可以经过喇嘛、通司,在家的汉人、回人、头人的娃子或丫头甚至在家的小头人,向他们好好宣传。经过他们的路线去找跑了的群众。”以此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积极分子。
在少数民族政权建设中培养民族干部。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中央红军摒弃以往“打土豪、分田地”的旧模式,灵活施策。一种是以建军的办法选任民族干部。中央红军积极宣传军事武装建设理念,号召“争取夷民当红军,扩大夷民游击队”。在充实红军力量的同时,也为培养民族干部提供了宝贵的人才资源。1935年5月,红军在冕宁与彝族沽基家支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并发放果基支队队旗,以建军形式将其武装力量纳入红军体系,小叶丹由此成为红军认可的民族干部,这一举措为红军后续在川西北民族地区的工作提供了范例。另一种则是以建政的形式培养民族干部。中央红军在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并从当地少数民族中挑选出有觉悟、能力强的人,充实到苏维埃政权队伍中,着重培养。
二、锤炼民族干部党性
一方面,在“红埔军校”中锤炼党性。红军大学始建于1933年10月,是土地革命时期培养红军干部的摇篮,被毛泽东誉为“红埔军校”。长征后,其与多所学校合并为红军干部团,兼具培训队、工作队、战斗队的多重职能,也被称为“流动的军校”。在四川途中,干部团吸纳民族干部,让他们在行军中学习理论、宣传群众,更是在一次次战斗中经受生死考验,淬炼出坚强的党性。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8月,沙窝会议决定设立红军大学与高级党校,并提出“必须挑选一部分优良的番民给以阶级的与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们自己的干部。”随后,红军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合并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在毛尔盖开展以党性教育为核心的民族干部教学。后来,部分民族干部随红一方面军北上陕北,在中央红军中担任要职。如藏族干部桑吉悦希任“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副队长,后又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为红军北上抗日作出贡献。
另一方面,在建军建政中锤炼党性。中央红军途经四川时,帮助少数民族发展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政权,并积极组织民族干部投身其中,在实践中锤炼其党性。在发展革命武装方面,红军积极动员少数民族参军,建立民族武装力量。长征期间,红军总政治部曾多次指示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提出“在人数较多时,应成立某个少数民族的单独的连队,并特别注意与培养他们自己的干部。”在凉山,将冕宁县参加红军的彝族战士编成连队;在越西县成立了一支由彝族青年组成的“倮倮连”;建立有彝族参加的冕宁抗捐军,并抽调干部战士充实力量。在部队中,民族干部亲眼看到了红军严明的纪律,亲身感受到了红军坚定的理想信念,从而逐步坚定了对党的忠诚信仰。
三、增强民族干部能力素养
一是以文化教育提升知识水平。红军开办识字夜校与短期培训班;借助通司翻译同步开展汉语教学;结合张贴布告、组织军民联欢、教唱红军歌曲等方式接触汉语,逐步加深少数民族对汉语的理解与运用。针对国民党长期的文化压迫,红军发布布告支持“用回番夷自己的语言文字教书”,强调“要帮助少数民族的文化工作,建立本民族的学校,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教授”。并鼓励指战员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组织训练班,维护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性。除语言文字教学外,培训中还融入文学、历史、地理等多领域知识,全面拓宽民族干部视野。这些文化教育有效提升了民族干部的文化水平,为进一步学习革命理论、开展各项工作提供了支撑。
二是以理论教育夯实思想根基。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史教育为核心,在行军与驻扎期间开设“马列主义理论知识”“中国革命史”以及“中共党史”等必修课。针对基础薄弱的干部,采用类比的教学方式,深入浅出地讲解反民族压迫与阶级斗争的统一性,进而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剥削的使命。另一方面,结合红军在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保护群众利益、尊重风俗、保障宗教自由等实践,解读民族平等、团结等政策内涵。通过系统的理论教育,民族干部从思想上武装起来,为更好地开展民族工作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是以军事教育强化战斗本领。鉴于长征边走边打的复杂局面,红军开创了极具特色的现场军事教学模式。其一,开展实战行军教学。教员结合行军环境,依据不同的地形、气候与敌情,指导民族干部如何选择安全的行军路线。其二,培养应急处置能力。向民族干部讲解休整、宿营的注意事项,以及突然遭遇敌人时的应对策略,规避不必要的危险。其三,训练综合战斗技能。教员从基础的步枪、手榴弹等武器的使用、保养教起,提升干部在战场上的杀敌本领。同时通过讲解战例,培养民族干部的战斗组织能力。经过系统的军事教育,民族干部逐步成长为具备一定军事素养和战斗能力的革命战士。
(作者分别系四川省委党校2024级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四川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