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中，中国共产党注重加强纪律建设，确保全党全军统一意志、统一行动。通过严明政治纪律，确保上下一条心、全党一盘棋，增强了组织的凝聚力；通过严肃军事纪律，确保军队整齐划一、令行禁止，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通过严守群众纪律，确保全党全军模范行动、作风优良，增强了队伍的动员力。党的纪律建设对于实现长征胜利具有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

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回顾八十多年前的长征，在形势复杂、任务艰巨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以纪律建设为抓手，锻造了一支模范之师、钢铁之师，为实现长征的伟大胜利创造了必要条件。

严明政治纪律 凝聚铁的意志

第一，加强理想信念教育。长征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因此在长征之初，党内军内存在悲观失望的消极情绪，掉队、减员情况严重。对此，党中央高度重视，将强化理想信念作为最重要的一项政治纪律来抓。

为了强化战士的理想信念，党中央、总政治部多次发文表示苏维埃和红军是不可战胜的，须对革命前途有信心。各级政治机关工作人员利用一切机会深入士兵中做思想工作，让战士明白“目前中心任务是争取民族解放，并准备在全中国完成苏维埃革命”。为了让战士们树立“北上抗日”的理想信念，红军密切关注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利用休整时间开展形势教育，并及时把这些大事告知战士，让其明白抗日救亡的紧迫性，增强革命斗志，坚定信心跟党走。

第二，维护中央权威和党的团结统一。党中央非常注重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张国焘出现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后，从1935年6月到9月三个多月时间内，党中央与张国焘反复周旋，以最大耐心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争取他。张国焘南下后，朱德、刘伯承、徐向前以及前来会合的贺龙、任弼时等领导人，面对张国焘的拉拢、责难，始终坚定站在党中央一边。国际代表林育英，也来信要求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率兵北上。他们为战胜张国焘的分裂、维护党内团结统一作出很大贡献。长征是艰苦的冒险，四支部队分别经历长途长时流动行军作战后会师陕北，几经挫折而不溃散，展现出惊人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得益于中央对党内团结的有意维护。

严肃军事纪律 锻造铁的队伍

要在运动战中消灭强大敌人，需要严肃军事纪律，克服自由散漫现象，整齐划一、令行禁止，这样的军队才有战斗力。

军队纪律性的养成非一朝一夕之功。早在建军之初党就重视军队的纪律问题，通过三湾改编、古田会议等，逐步锻造出一支纪律严明的新型人民军队，因而能经受住长征的考验。1933年8月印发的《工农红军纪律暂行条令》，就是长征中对违纪红军的惩处依据。《条令》列举了13种违纪行为、作出8种违纪惩处形式；强调“惩戒是纪律的病态，而不是纪律的本质”，军队首长要督促部属遵守纪律、自身要带头守纪等。这些规定在长征中都坚决执行。

第一，服从命令听指挥。湘江战役中，广大指战员死守阵地，以巨大的伤亡冲破敌军第四道封锁线，完成掩护军委纵队安全过江的任务。强渡大渡河时，红四团先头部队不顾饥饿疲劳，一昼夜疾行120公里，又匍匐于100多米长的铁索链上激战，最终夺取泸定桥，执行了军委命令。红军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命令，一次次化危为机，靠的是对纪律的自觉遵守、无条件遵守。

反观国民党军，执行艰巨任务时投机取巧、糊弄上级。1936年1月，湘军第4纵队司令李觉奉命追剿红二、六军团。在贵州威宁，他接到参谋总长顾祝同的急电，要部队第二天黄昏前赶到180里外的七星关。李觉认为山高路远，无法在指定时间到达。于是他挑选100名精壮汉子轻装前行，让他们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只要按时到达七星关，就电报上级“已经占领七星关”。李觉则带着大部队徐行，直到第三天中午才到达。两军的纪律性高下立判。

第二，官兵一致同甘苦。一是实行高度民主。军队实行民主制度的规定始于三湾改编，红军长征中得到进一步发扬。政治上，战士与干部完全平等，干部不能打骂士兵，士兵可对干部提出批评意见；经济上，人人都须遵守“打土豪要归公”的纪律，从上至下饮食相同；军事上，条件允许时，战役战斗开始前要召开“诸葛亮会”，广泛征求包括普通战士在内的各方意见。例如，为突破乌江天险，红四团团长耿飚把团里当过木匠和铁匠的战士挑选出来召开“诸葛亮会”，研究出“竹排浮桥”方案，使红军胜利渡过乌江。二是领导干部在长征中，需要率先垂范。作战时，领导干部冲锋在前。据徐向前回忆，红四方面军打起仗来，干部层层下放，靠前指挥，保证每个连以上战斗单位，均有一名上级指挥员在场。行军时，要派遣领导干部走在队伍最后面，充当“收容队”，帮助伤病员背枪背干粮；宿营时，领导干部与普通士兵分工准备食宿，条件困难时党员让士兵先吃先宿。领导干部时时处处做表率，激励着部队不畏牺牲、一往无前。

严格群众纪律 锤炼铁的作风

战争不仅是战场上的军事斗争，也是人心向背的较量。党的革命事业为了人民，革命胜利要依靠人民。长征中小到带路借宿，大到筹粮、补充兵源，都要依靠群众。党和红军从苏区到白区，群众基础薄弱，更要狠抓群众纪律，以模范行动来争取群众支持。长征中最基本的群众纪律规范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此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适时调整补充，特别是在粮食问题和民族工作问题上有较大变化。

第一，规范行为细节，保护群众利益。一是强调“买东西要给钱”。长征途中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以及“民怕兵”的心理，一些群众不愿与红军发生联系。在一些群众基础十分薄弱的民族地区，群众往往在红军到达之前就躲起来了。对此，中央强调“买东西要给钱”，即擅自用了群众的东西，要照价赔偿或留下欠条。1935年3月6日，蒋介石致电四川军阀刘湘、潘文华，称红军在川南时“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告诫其“严饬所属军队、团队，切实遵照上月养已行参战电令，爱护民众”。蒋介石虽知人心向背的重要性，但国民党内派系林立，且缺乏有效的领导和监督手段，也就无法团结群众。二是强调“不乱打土豪”。“打土豪”于党和红军而言不仅有筹款的经济意义，而且有发动群众的政治意义。长征沿途群众对红军缺乏认识，红军为避免留下随意劫掠的土匪形象、争取群众支持，特别强调不乱打土豪。到了民族地区，党了解到这些地区阶级矛盾大多没有激化，喇嘛、土司等上层人物在百姓心中有极大的威信。为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共同反蒋抗日，规定不打少数民族土豪。可以看出，长征中党的纪律建设是围绕中心任务进行的，为打破“围剿”、北上抗日，适时调整纪律规定。

第二，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红军长征先后穿越了苗、瑶、彝、藏等十余个民族聚居区或杂居区，这些民族地区也是宗教盛行的地区，有的宗教首领同时是地方统治者。为保护民众利益并争取各族同胞的支持，各主力红军在进入民族地区前，首先派人调查宗教民族风俗，制定相应的纪律，要求全体指战员严格遵守。例如，中央红军经甘肃哈达铺时制定了“回民地区守则”；红二、六军团经过云南中甸地区时宣发“四不许”；红二十五军经过甘肃陇东回民地区时宣发“三大禁令、四项注意”。这些纪律规定和模范行动对少数民族群众的触动很大，一些少数民族青年更是义无反顾地参加了红军。

正如朱德同志所说，“长征时我们就是靠纪律吃饭的”。红军长征中，通过严明政治纪律，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严肃军事纪律，增强了队伍的战斗力；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密切了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从而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夺取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国民党军虽兵多势众，但其在纪律建设方面远不如共产党，于内做不到团结一致，于外则不得民心，当然就早已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作者系云南扎西干部学院助理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