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初,邓小平赴南方视察,发表了《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即南方谈话。南方谈话内容十分丰富,若干精辟论断、重要观点可谓振聋发聩,是邓小平自改革开放以来对一些重大基本理论问题进行长期思考之集大成者,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成熟的标志。其中,小平有关改革开放的思想观点特别突出而重要,被称为是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之后又一个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藉此全面深化改革扬帆起程、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重温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对于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及中共四川省委十届四次全体会议精神,明晰改革方向、提振改革信心、明确改革责任、凝聚改革力量,推进四川全面深化改革,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启示价值和长远指导意义。
一、改革之势——南方谈话始终贯穿解放思想的强烈意识,破除各种思想藩篱是全面深化改革强抓不懈的必要前提
小平南方谈话,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柏林墙倒塌、国内经济下滑、西方敌对势力加紧渗透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发表的关键性谈话,全篇始终贯穿着解放思想的强烈意识。如“解放生产力”论、“主要防‘左’”、“三个有利于”、“吸收一切文明成果”等一系列观点,极大地冲击了长期束缚人们行为的精神枷锁,引发了全国人民思想观念的一次大解放和大转变,引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20余年的高速发展。今天全面深化改革还会受到“左”或“右”的干扰,同时更受到各种利益格局的现实制约。解放思想已具有新的历史特点,但解放思想的任务没有完结。我们应按照“三个进一步”的总要求,加大宣传力度,努力营造全社会有利于改革创新的舆论氛围。不断解放思想,破除各种思想藩篱,是全面深化改革强抓不懈的必要前提。
四川地处内陆,与其他省份相比,在解放思想上还存在不小差距。如有的“肥水不流外人田”,错过建设机遇;有的“宁为鸡头,不做凤尾”,事业难以做大做强;更有的抱着手中的权力和狭隘的部门利益不放,用一些不合时宜的条条框框阻碍发展,等等。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四川更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广泛凝聚改革共识,齐心形成改革合力,真正做到多一些开拓创新,少一些封闭保守;多一些开明包容,少一些干扰牵扯,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成大事者必先谋势,谋势者,事半功倍。要看到,一些既得利益者中的权贵阶层,可谓中国新一轮改革最现实阻力。他们更多关注的是使自己那一份蛋糕最大化,常常利用优势话语权俘获决策,导致决策失灵,是造成目前中国社会种种问题的最大根源。对既得利益者的改革,要综合施治,硬的一手要靠法治、靠反腐,但软的一手也不能缺位。要通过加大宣传、教育和引导的力度,积聚改革之势,消除思想藩篱。触及利益格局比“触及灵魂”还难,必不可少的是,我们还需要“触及灵魂”。理性、理念的力量可以使既得利益者变成改革者,法国大革命、英国宪章运动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历史上许多成功的改革甚至是革命,都是由既得利益者领导或推动的。不“触及灵魂”,不力图让既得利益者成为改革者,全面深化改革胜算几何?
二、改革之源——南方谈话反复强调改革开放的必由之路,自觉而坚定地推进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连绵不竭的精神动力
小平南方讲话是在中国改革事业徘徊不前、“左”倾思想有所抬头、基本路线受到质疑的情势下发表的。在南方讲话中,小平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他坚定不移地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 “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 。小平这些斩钉截铁的谈话,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改革再次成为中国最强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今天我们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正面临转型关口,改革已进入深水区,一些重大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如 “拉美式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日本式衰退”(资产泡沫)等,都潜伏着不小危机,需要我们奋力突围。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弘扬改革创新精神,锐意进取,大胆探索,攻坚克难。自觉而坚定地推进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连绵不竭的精神动力。
应当看到,此次改革存在先天不足。前两次改革是做大蛋糕,因而容易赢得整个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广泛支持;而此次改革着重于分配蛋糕,其社会动力明显乏力。前两次支持改革的社会群体,有相当部分已经在过去的时间里成了既得利益者;普通民众中有不少人是前些年权贵弊政的直接受害者,改革中的遭遇使他们对改革已经有了不小的恐惧感,一些人甚至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前一时期一些改革措施的变形走样,已经使改革在不小的程度上丧失了道义上的正当性,公众、媒体常会带着挑剔的目光质疑改革。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改革的推进显得异常艰难。四川作为西部大省,亦处于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如何咬紧牙关渡过一个个制度关口,不断赢得更多的改革红利,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考验和挑战。因此,“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停顿和倒退,不仅不会有真正的稳定和发展,而且会葬送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勇气和决心比认识和思维更为重要。认识到新一轮改革之难很重要,进一步破除思想观念的束缚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直面问题的勇气,要有解决问题的决心。改革会招惹是非,改革就是“自找麻烦”,改革也很难十全十美。改革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需要锐气与担当。在改革进程中,可怕的不是反对声音的出现,而是一出现不同声音,改革就戛然而止。对于改革,如果怕这怕那、趑趄不前,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态度,固然可以求得一时轻松、周全某些利益,但最终会引发更多矛盾、酿成更大危机。纵观世界一些大党大国的衰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只有修修补补的机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这是需要认真吸取的沉重教训。
三、改革之矢——南方谈话毅然拉开我国市场经济的改革大幕,坚持市场化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确定不渝的基本取向
按照过去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解,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不能实行市场经济,否则就是离经叛道,就是搞经济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对于如此重大的理论误区,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石破天惊地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著名论断,从而极大地破除了中国当时改革过程中极为顽固而敏感的思想桎梏,解决了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没有解决的重大发展难题,毅然拉开了我国市场经济的改革大幕。南方谈话后20多年来,我们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基本取向,推进经济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我国已经在整体上过渡到市场经济体系,但必须看到,时至今日,我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在很多重要领域并未完成,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还受到诸多制约,市场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另一方面,一些领域的市场化不足和另一些领域的过度市场化与畸形商业化并存,国有经济改革的不彻底和公产改革中的流失瓜分,同时困扰着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利益集团的博弈使改革的实际取向变得扑朔迷离。从四川来讲,GDP尽管已经超过2.6万亿大关,但通过依靠大量政府投资刺激经济、产能过剩的粗放式增长已难以为继,市场运行不规范及各种隐形壁垒依然存在,我们离建成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良好市场环境还有不小距离。因此,进一步改革必须毫不动摇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必须清醒地看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许多规律性的东西我们还不熟悉,改革的路还很长,坚持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长期的、确定不渝的基本取向。当前坚持推进市场化改革,就是要重拾人们对市场的信心,纠正垄断部门对市场的破坏,破除既得利益格局,回归公平公正的市场。其中核心问题是,要恰当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应当进一步简政放权,凡是政府能不管的都要放手让市场发挥作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清后,政府放出的权力转交给谁呢?只能交给提供准公共产品的社会。真正的市场经济必然是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每一方均处于其他两方“共同失灵”的领域。这就必然要求确定好三方之间的各自边界和运行规则,为此,就必然要求推进法治建设和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由此必然牵引和带动全面深化改革。
四、改革之的——南方谈话首次概括社会主义本质内涵,着力于实现共同富裕是全面深化改革锲而不舍的追崇目标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人们思想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所经历的种种曲折与失误,改革开放时期所遇到的重重疑虑和困惑,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小平南方谈话首次对这一问题作了总结性的理论概括,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多次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小平这一观点,摆脱了长期以来人们拘泥于具体模式认识社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廓清了不合乎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模糊观念,对我们建设“够格”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遗憾的是,经过这么些年的发展,小平最为担心的贫富悬殊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成了日益严峻的现实。“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最尖端的难题。国家统计局继2000年之后,于2014年01月,第一次公布了2013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这一数据明显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逼近社会容忍线。四川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极不平衡,贫富悬殊问题更为突出。一方面省会成都及周边卫星城几乎集聚了四川省大部分的优秀资源,另一方面,周边大范围地存在着高原藏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和大小凉山彝区等四大集中连片贫困区,“冰火两重天”,社会成员的贫富差距程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贫富悬殊问题已经造成社会成员严重心理失衡,成了很多矛盾的交汇点。现在社会上不时发生的烧、杀、抢等恶性案件,其背后大多带有贫富悬殊问题的影子。
因此,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全面着手解决贫富差距、走向共同富裕问题的时候了。必须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着力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的体制机制性问题,遏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趋势,努力形成“橄榄型”格局。“橄榄型”格局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中产阶层发展壮大,中产阶层成为国民中的最大群体;或者说,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要让更多的社会成员能够成为中产阶层,改革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疏浚、打通各类社会成员进入中产阶层的路径和渠道。过去几十年发展的最大隐忧,就是中产阶层发展壮大的政策环境并未相应变好。为此,着力于发展壮大中产阶层,“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应当成为全面深化改革锲而不舍的追崇目标。这必然要求我们必须把公平正义这一核心价值植入全面深化改革之中,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最大程度地使进入中产阶层的通道保持畅通。中产阶层发展壮大的通道淤塞,国家大抵没有多少希望。
五、改革之人——南方谈话鲜明提出敢创敢干的用人导向,大胆起用真正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领导人才是全面深化改革遂行不怠的切实之举
小平讲:“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他在南方谈话第五部分鲜明提出了敢创敢干的用人导向。他指出:“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小平作为改革的总设计师,一方面十分强调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又直接或间接地发现、选拔和起用了一大批勇于改革、开拓创新的领导人才。小平选人用人的众多“言”与“行”,透示出他十分鲜明的个人风格,同时也映射出一个民族强烈的时代呼唤,要求我们增强进一步做好当前选人用人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当前我国改革事业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四川省的改革发展也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因此,推进改革的决心和魄力显得十分突出而重要,全面深化改革亟需开拓创新型的领导人才来予以强力推进。“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2]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是党的事业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干部队伍建设的如何,直接关系到改革事业的成败。在现实中我们看到,中央实施“八项规定”和“四风整顿”,从严治党,“老虎”“苍蝇”无处遁形,党员干部违反纪律、乱作为的歪风邪气得到了有效整治和根本改观;但另一方面,现在干部队伍中少作为、慢作为、不作为的现象相应增多了,对属于职责范围内的事项推诿扯皮、明哲保身的多了,庸、散、懒成了普遍现象。因此,大胆起用真正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领导人才,让干事者有舞台,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应当看到,当前着力于选人用人制度建设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能因此而将“制度选人”绝对化,因为真正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人通过常态的选拔机制常常出不来。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在“公正性”和“制度化”的口号下,提拔年龄和退休年龄一刀切,格式化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已影响到了领导人才的选拔任用;干部选拔任用的渠道和方式模式化、固态化,“不拘一格降人才”少了,很多优秀人才和特殊人才被拒之门外;干部选拔和管理过于追求平稳,刺激和鼓励人们奋发有为的动力机制明显不足。我们的官员选拔制度客观上存在着某种逆向淘汰倾向。在官场上你好我好大家好,四平八稳,你开拓创新能耐大,别人矮半截,触碰了官场 “潜规则”,“出头椽子”就会先烂。长此以往,容易形成谨小慎微、墨守成规、思想窒息、生机不现的局面,不利于改革志士的大批涌现。因此,在推进“制度选人”的大前提之下,不能完全排斥和一概否定“伯乐选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我们既要贯彻落实小平同志关于加强干部人事制度建设的总要求,又要学习领会小平同志勇于选贤任能的大智慧,在坚持“制度选人”的主渠道基础上,更好地发挥“伯乐选人”的独特作用,使二者优势互补。
总之,小平南方谈话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纲领性文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经典之作。它实现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开辟今天的发展道路,决定未来的基本走向,在过去、现在和较远的将来,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定海神针。四川作为小平同志的故乡和中国市场经济探索的发源地,多年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指引;今日四川全面深化改革,小平南方谈话依然是我们重要的思想宝库和精神财富。改革事业任重而道远,改革使命神圣而崇高。重温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必将激励我们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四川人敢为人先、攻坚克难的光荣传统,继续保持和发挥“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精神”,在新一轮伟大变革中,谱写好壮美中国梦之四川篇章。
[1]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以下未标明出处的均引自该文。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