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改革,心里荡漾着一股暖流。改革激发了我的内在动力,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使我的人生出彩,生活充满阳光。改革圆了我的三个梦。
一是入党梦。从小就知道,人生有三件光荣的事情:入队;入团;入党。我是小学三年级时入队的,那是1957年,我9岁。入团就不顺利了。中学期间,我多次向团支部递交入团申请书,并一直在努力,但都未能如愿,让我非常郁闷而又无可柰何。因为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执行的政策是“第一,有成分;第二,不唯成分论;第三,重在政治表现”。因为父亲1957年提了意见,受到不公正对待,虽未被划为“右派分子”,但却受了“思想批判”,从此,我们四姊妹的入团、就业都深受其影响。当知青时,我表现很好,多次获得推荐机会,但终因“家庭出身不好”、“政审不过关”而告吹。1972年7月,我在成都师范学校入团,光是对家庭的认识就写了三次才过关。那一年,我24岁,再过一年,就到退团年龄了。1977年报考大学时,我29岁,“政治面貌”一栏填的是“超龄团员”。1981年7月1日,在党的60华诞之际,我在四川大学入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预备党员,时年33岁。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改革开放的决策已经作出,党的自我改革已经起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经恢复,党开始平反“文革”中及其以前的冤假错案。父亲获得平反,四川财经学院(西南财大的前身)党委肯定他当年提的意见是正确的,撤销了对他的错误处分。家庭出身不再是我入党的障碍。1982年7月1日14:00,省委党校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1周年暨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在旧教学大楼阶梯教室隆重举行。面对鲜红的党旗,我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我终于成了一名光荣的正式党员!那一刻,我心潮澎湃,激动万分,热血沸腾!入党成为我人生和事业的里程碑和加油站。此后,我担任过机关党委委员;担任党史党建教研部的支部书记达十多年之久,其间,在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该支部多次被学校或省直工委评为先进支部,受到表彰;2010年8月退休后,担任了退休一支部的支部宣传委员兼第三工会小组组长。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我逐渐成长。1991年9月至1993年9月,受学校派遣,我到凉山下派挂职锻炼两年。1993年元月15日,被中共凉山州委党校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93年4月2日,被中共凉山州直工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93年9月,被省委组织部评为下派挂职锻炼先进个人。2000年6月,被省直工委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2012年12月28日,被校离退休总支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能为党的事业添砖加瓦,尽绵薄之力,我感到光荣而自豪!回忆入党经过,我深切地体会到,个人的命运与党的命运是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不粉碎“四人帮”,不恢复高考,不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不能获得新生,我就不可能圆入党梦,就没有我个人的前途。父亲健在时,每年春节,全家团聚,他必讲的一句话是:我们全家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翻身户”,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这句道出了我们全家的心声。
二是教授梦。我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早年留学美国,获威斯康星大学硕士学位,归国后在四川财经学院执教,当教授。从小耳濡目染,我养成了喜欢读书的习惯,崇尚知识,钦佩有知识、有文化、有学问的人,也希望自己将来能成为那样的人,当教授。但“文革”中断了我的学业,使我难圆教授梦。1969年1月至1972年1月,在农村插队落户三年。1972年1月,我被招到成都师范学校。“文革”中大学停办多年,不能为中学输送师资,中学教师队伍青黄不接。成都市教育局决定在农村招收高中知青到成师培训一年,分配到中学任教,以解教师不足的燃眉之急。1972年12月从成师毕业后,在中学执教了五年。心想:这一辈子就这么定了,老教师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没有机会读大学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粉碎“四人帮”后,事情有了转机。1977年8月,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改变“文革”期间高等学校招生不考试的做法,恢复高考。1977年冬,约570万人参加高考,录取了273000名,录取率为4.75%。当年川大的录取线是240分,我是以275分的成绩被录取的。后来才知道,我能圆大学梦,应该感谢邓小平。1977年7月,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官复原职,东山再起。他自告奋勇主管科学和教育。8月,他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采纳了多数人恢复高考的建议。时任中国科大副校长的温元凯提出了十六字方针:自愿报名,领导批准,统一考试,择优录取。邓小平说,你的十六字方针,取十二个字,去掉“领导批准”四个字即可。何时恢复高考?多数人主张1978年秋季,认为1977年来不及。邓小平一锤定音:说干就干,就今年恢复!就是这次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我考上了川大历史系。在校四年,我抓紧时间,勤奋学习,一心想把被“文革”躭误时间补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