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g?2021110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体系是人类文明的重大事件
四川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陈名财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作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并作为十三个“坚持和完善”部署之一进行部署和设计，具有深远的人类史意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体系，为解决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全球发展失衡、数字鸿沟、生态破坏等问题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致力于人类解放的具体体现，也是应对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的需要，为此，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其重大意义，建设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吸取中华文化的智慧，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体系的重大意义。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国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党和国家发展事业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外部条件，世界好中国才能好。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只有联合起来”，建设自由人的联合体，才能克服资本主义世界给人类带来的各种异化和困境。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自身的历史使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认识到“帝国的地理语言暗示的是帝国的兴起与衰落”，抛去了英国构建的世界殖民体系，通过建立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通过制定《联合国宪章》、关税及贸易协定等规则体系，建立起以规则和价值观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把自己装扮成自由的灯塔。这套世界体系至今仍然主导到着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客观地说，美国建构的世界体系相对于世界殖民体系来说是一种进步，欧洲盟借鉴这套体系，在民主、人权、和平等价值理念基础上建立起一套制度保障，改变了欧洲国家之间通过战争和冲突来解决国家、民族利益矛盾的局面，欧洲获得了相对的和平。但这套世界体系本质上只是使血腥残暴、弱肉强食的殖民体系获得了端庄规范、温文尔雅、礼貌客气的外表，并未改变其霸权的实质。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优势和辐射力，主导了国际规范的制定、宣讲、推广和诠释，把多层次、多手段介入，甚至掠夺和侵略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合法化。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经济总量的60%，美国等一些国家感觉到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和政治等方面都威胁到他们的霸权地位，美国极端民族主义抬头，“美国第一”成为美国人响亮的口号，美国政府更是在重返亚太战略的基础上，开始全面对华遏制战略，并企图把香港变为颜色革命的目标地，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等反全球化趋势已经严重阻碍着我国和世界的和平和发展。尽管我国在外交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制度优势，但离建立起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体系还任重道远，推动构建维护世界和平的全球治理体制机制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的紧迫性前所未有。中国共产党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起一套完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体系，才能使得社会主义的“东风”压倒资本主义的“西风”。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体系要建设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
当今世界，现代民族国家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不同地区、民族、企业、个人之间的利益，常常聚合为国家利益，并以国家的形式集中表现出来。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能由世界各国同步进行，需要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带头和引领。为此，我们首先要立足自身，建设合作共赢的开发体系，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手，与参与各国实现合作共赢。四中全会就如何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外事工作一起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部署和规划：一是建设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格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是一种国家行为，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显得格外重要，对外工作常常事关国家和民族利益，具有很强的政治性，需要有党的领导来统揽抉择；对外工作常常需要整合各方力量，一致对外，只有党的领导才能协调整合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队的力量，精准对外。二是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以承认世界各国自身的实际和利益为前提，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广泛认同，在世界上享有广泛声誉，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积极发展全球性伙伴关系，以中国好，推动和促进世界好，以世界好，推动和促进中国好。三是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参与各国、地区和人群在合作中得实惠。当前，要利用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稳居第一的优势，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帮助和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提高自主发展能力，真正实现世界各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把人类变成地球村。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体系要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为困难之处在于需要改变现有的国际体系，建立新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为此，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当前，极端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思潮泛起，凝聚共识显得尤为重要，在进行互惠共赢的经济合作时，中国要大力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要在交流互鉴、合作对话中凝聚共同价值，只有在民心相通的基础上，才能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四中全会还明确提出要“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在合作共赢、交流互鉴中，中国要推动建立起一系列新的更加公平合理的治理机制，例如推动建立新的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机制，更好地发挥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合作机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二十国集团协调机制，通过这些机制使国际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四中全会还明确提出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难点问题”。当今世界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经常为了自身利益发动对弱小国家和民族的掠夺和侵略，甚至通过颜色革命等各种卑劣手段颠覆一些国家的政权，左右一些国家的政局，加之恐怖主义、极端宗教势力抬头，建立国际争端和热点难点问题对话协商机制还道路漫漫。目前，我国主要是做到：积极倡导，反对使用武力和以以武力相威胁，同时，以身作则，自己不称霸、不搞扩张，通过这些努力，逐渐团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形成维护世界平和的坚定力量。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体系要借鉴中国传统智慧。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其文化体系迥异于世界其他文明，中华文明本质是求和平、谋发展，追求世界大同的文明，中华文化的理想目标就是把人类社会建设成命运共同体。从哲学思想来说，中华文化认为：“万物一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应该“民胞物与”。从道德伦理来说，中华文化认为：仁者爱人，人们彼此之间应该相亲相爱，因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中国文化中的道德金规则，“和而不同”是相互之间的处世之道。这套理念与当今世界的强权主义、霸凌主义、文明冲突形成鲜明对照，可以通过现代转化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中华文明还在治国理政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天下大同的政治思想，并一定程度上付诸了实践。无论是夏商周三代中国的宗法政治体系，还是秦汉至清朝形成的帝国政治体系，最根本的理念都是天下为公的大一统思想，在此基础上，古代中国形成了一系列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德主刑辅、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治理体制机制。由于中国古人所说的“天下”基本相对于当今所说的“世界”，古代中国的这一套治理理念和方式实际上既是治理一个国家的理念和方式，也是治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理念和方式，如果使这些治理理念和方式发生现代转换，可以为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体系提供诸多有益借鉴。
从制度层面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陈叙 文化与社会教研部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文化既是治理的工具，也是治理的目标。作为治理的工具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反应了文化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是以被建构的文化为场域，通过将文化表征为制度、程序、机制等技术因素并与权力技术系统相结合，文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参与治理，实现一种动态、开放的治理目标。”[①]作为治理的目标则是将文化视作相对独立的领域。是对文化管理体制和机制的改革。
文化是制度的价值内核，先进的文化推动着先进的制度选择。在制度的变迁中，一些文化因子积淀下来，对制度的选择发挥规约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这颗种子能够落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生长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选择决不是偶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文化深深扎根于民族的血脉当中，它能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发挥对人民的精神动员和社会整合功能。只有继承和发扬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因子的制度才具备了深厚的人民性、实践性，也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因而十九届四中全会鲜明地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体现在多个方面，文化是其中的重要方面。一方面当前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我们的现代化转型正在加深加剧，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人们对文化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社会结构发生变迁，人们思想的选择性、独立性、判断性在增强，社会思潮更加多元，现代化社会的分疏化加大，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根柔软而坚韧的线把人们有效整合起来。另一方面我们是在开放的环境中，在信息化的背景下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西方国家借助经济的优势和在全球传播秩序中的强势地位大肆传播其价值观。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我们进入到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四全”媒体时代，舆论生态、媒体格局和传播形式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何让党和政府的声音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并且能够入脑入耳入心，需要加强阵地建设和传播能力建设，加强网络治理。机遇和挑战并存，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巩固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需要从制度层面来加强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本身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一个目标。十九届四中全会鲜明地指出：“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制度优势要转化为治理效能，既需要系统化的制度安排，也需要体制机制的有效衔接，更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体的有效配合。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决定着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因而这是文化建设领域的根本性制度，不容动摇。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文化价值观上的体现，也是文化能够充分发挥对制度深厚支撑功能的基础。它建立在中国共产党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也是充分发挥党对思想文化领域引领功能的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新时代的关键时期，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引领力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是时代的需要。二是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在社会转型期思想观念更加多元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提供给社会的最大的公共产品，也是社会的最大公约数。它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也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因而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文化建设的引领作用。从过去的政策引导到通过制度和机制更好保障其引领作用的发挥。三是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这是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全新表述之一，体现了我们党顺应和尊重文化发展规律的高瞻远瞩，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文化建设的特殊性在于文化具有渗透性和弥散性，它既需要自上而下的教育、传播和引导，也需要自下而上的认同和跟随，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中，更离不开文化主体积极性的发挥。从单纯强调宣传教育到强调公共文化服务以及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出台，到进一步提出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保障更加充分。在保障制度下进一步完善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导激励机制，健全支持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机制。上下联动，使文化治理能力更加现代化。四和五分别是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以及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在前三项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两个重要的机制，一方面抓住了当前文化建设中两个十分重要且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载体和途径即舆论与文化产品，另一方面也充分体现了十九届四中全会坚持和完善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的问题意识，抓住传播技术革新，舆论生态和媒体格局变化的这一重大挑战，针对在开放环境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文化产品生产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顺应文化发展规律及时进行制度引导。
总之，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充分认识文化重要功能和尊重文化规律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机制的设计和完善，使文化发展更有保障，使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事业的深厚支撑功能更有制度基础。
[①] 刘莉：《治理文化抑或文化治理？——文化治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第93页
让权力更好地在有效监督下运行
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 韩宏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围绕这样的目标，决定站在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的高度进行了一系列制度设计，深化了对执政党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公共权力运行规律的认识，为进一步提升权力运行科学性丰富了思想素材、拓宽了理论视野、指明了努力方向。
要着眼于提升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绝对的权力更易产生腐败。共产党人也不离外，党执政后同样面临着权力考验，如果不自觉采取有效防范措施，也很难摆脱魔咒、独善其身。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就提升制度科学性作了一系列安排和设计，如加强上级纪委监委对下级纪委监委的领导，这就使权力监督沿着纵向维度向前迈进一步，对一个地方权力主体的监督就多少带有异体监督的味道了；如坚持权责法定，健全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制度，明晰权力边界，规范工作流程，如果这样的规定落到实处，这就可能大大减少权力设租寻租的机会和空间，降低关键人员在关键岗位出问题的危险性；再如建立权力运行可查询、可追溯的反馈机制，这就可以让权力主体在使用权力时三思而后行，要考虑到权力滥用和异化的后果，促其在使用权力时要谨小慎微、尽量秉公用权，不是说像过去有的地方那样：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权力使用要经得历史、实践检验。应当说，着眼于提升制度设计的科学性是加强权力监督的显著特征。
要着眼于凸显关键少数的辐射力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完善党内监督体系，重点加强对高级干部、各级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完善领导班子内部监督制度，破解对“一把手”监督和同级监督难题。全面从严治党，重点是抓好关键少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管党治党的一个重大战略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之所以成效显著、硕果累累，就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这个关键少数的高度重视和以上率下，就在于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这个关键少数发挥了关键作用。各级领导班子一把手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对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关键少数能作出表率，就容易形成示范效应，很多事情就好办了。决定的若干制度设计，能不能落到实处，并不取决于决定本身，而是取决于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和班子一把手这个关键少数。只要这个关键少数身先士卒、率先垂范，立好学的标杆，树好做的榜样，这些制度设计就没有落实不了、落实不好的任何理由和借口。
要着眼于增强科学制度的执行力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事实上已经基本形成了较为有效的监督体系，一个是党内监督体系，即由党中央统一领导、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检机关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的体系；另一个是由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构成的党外监督体系。就目前而言，存在制度不科学的问题，即牛栏关猫问题，但也存在科学制度不执行、执行不到位的问题，制度成了稻草人、纸老虎，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实践中重制度制定、制度建设，轻制度执行、制度落实的现象，在有的单位依然相当严重。恐怕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制度不落实、制度执行不力。如果制度不落实、执行不力，再好的制度、再多的制度恐怕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如何把科学制度落到实处，最为关键的要靠高素质的人。十九大强调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高素质是修饰“专业化”的，高素质最为重要的就是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如何培养高素质的人？一靠教育，二靠监督，三靠问责。没有问责，就没有制度落实；没有问责，就没有党的权威。对制度落实不力、效果不好，特别是搞形式、走过场的，要抓住典型严肃追究，让问责警醒更多干部、促进制度落实、规范权力运行。
高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摇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哲学部 黄 辉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回答了在新时代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上，应该坚持什么、巩固什么、完善什么、发展什么等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既有理论上的新概括，又有实践上的新要求，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系统描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谱”由13个部分组成，其中党的领导制度是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统领和贯穿其他12个方面制度，凝练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人类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稳定“两大奇迹”的根本保障所在，是“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所在，也是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所在。
一、始终高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毛泽东同志曾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在当今复杂多变、充满激烈竞争和严峻挑战的国际环境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必须有一面鲜明的旗帜来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也必须有一面凝聚民心的旗帜来集中代表人民的利益、愿望和意志。只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才能把8900多万党员凝聚在一起，才能把56个民族凝聚在一起，才能把亿万人民凝聚在一起。
第一，旗帜就是方向。
高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就是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框架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让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第二，旗帜昭示主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都是紧紧围绕建设、捍卫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进行的。今天我们党就是要带领人民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第三，旗帜展示形象。
作为一个拥有8900多万党员、在13亿多人口的大国执政的党，如果没有正确旗帜的引领是不可想象的。在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在我国正发生广泛而深刻变革的新的历史时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面向人民、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政治宣言，展示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继往开来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念。
第四，旗帜凝聚力量。
在当代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成为全民族的共同理想和思想基础，才能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这面旗帜，深深植根于党心民心之中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主题，也是贯穿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一条红线。要把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贯彻十九大精神和四中全会精神的凝聚点、着力点、落脚点，这应该成为我们根本的政治立场。
笫一、近代以来各种主义都不能救中国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所证明了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丢不得，这是苏东巨变的教训所证明了的。
1.旧式的农民起义不可能救中国
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存在了16年，占领了18个省，组建了百万农民军，最后归于失败。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为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提不出反映先进生产力要求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
2.洋务运动不能救中国
洋务运动搞了30年，从1860年一直到1890年，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洋务运动有积极的历史作用，对于推进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是有贡献的。但是它不能从根本上救中国，因为它“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
3.维新变法不能救中国
1898年戊戌变法，也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戊戌变法比洋务运动进了一步，洋务运动主张制度不变，技术可以学习。戊戌变法不同了，它要改变制度，通过改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从而实现工业化，这次变法存在了大概3个多月就夭折了，史称 “百日维新” 。
4、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能救中国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高举反帝反封的大旗，虽然推翻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实现了共和，但最终还是落得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虽努力”的终生悲叹的结果。
第二、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发展中国、富强中国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了二十一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成功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了新的时代，开创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特色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人民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70年、改革开放41年来，我们曾经的梦想已一个个变成为现实，我们圆了民族独立梦，圆了百年奥运梦，圆了航天航海梦，也圆了房子、汽车、上学、养老的百姓梦。世界还将见证，一个更加美丽伟大的中国梦将在不远的将来、在我们手中梦想成真！
伟大的理论开辟伟大的道路，伟大的旗帜指引伟大的事业。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雄辩地证明了一个真理，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没有别的什么主义能够发展中国、繁荣中国、富强中国。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教研部 雷永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的必然选择、实践的必然要求、复兴的必由之路，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结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为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指明了前进方向。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历史的必然选择
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成败具有极其重要的决定性意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决非仅仅出于理论设想，而是由这个国家的社会历史条件、政治经济状况、民族文化传统、外部环境条件以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追求等共同作用的结果。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救亡图存成为中国近代政治发展道路选择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自鸦片战争后，中国政治发展的重大关键事件、重大历史选择、重大制度建构都与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独立紧密相连。从洋务运动到清末立宪，从太平天国起义到义和团运动，从戊戌变法到辛和革命，从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粉墨登场，围绕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提出各种主张、试验各种方案。无论是君主立宪制、议会制还是总统制，都未能获得成功。长期的斗争使中国人民逐渐意识到，不真正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彻底的革命，不改变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只是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让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己任，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从此，中华民族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践中走出的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伟大实践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先后建立起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实现了重大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要求，总结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经验，成功开创、拓展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和实践。这样的政治发展道路，有效保证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实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保证人民广泛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促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促进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有效维护国家独立自主，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福祉。这样的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辉煌成就的政治基础和制度保证。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扎根于我国的社会土壤，具有鲜明特色和独特优势。我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特点。这样一套政治制度安排，能够有效保证人民享有更加广泛充实的民主权利，保证人民广泛参加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能够有效调节国家政治关系，发展充满活力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和海内外同胞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促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促进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能够有效维护国家独立自主，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维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福祉。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跨上新台阶，我们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世所罕见的艰难险阻。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些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符合中国国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这一套政治制度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完善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我们完全有信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完全有能力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充分发挥出来，全面提升我国政治文明，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党的十九大为我们描绘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又确立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要把这些宏伟蓝图和目标变为现实，进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