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者，治之端也”。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以保障农村群众基本需求为重点，司法部与国家乡村振兴局自2021年5月到2023年5月，将用两年时间，在全国开展“乡村振兴 法治同行”活动，为乡村振兴提供法律服务和法治保障，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年来，众多涉及乡村振兴的顶层制度设计亟需在实践中明确、细化和落实，迫切需要强化法律服务在乡村振兴工作中的保障作用，以此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实现。

以法律服务着力化解乡村资产流转难题

当前，农村的土地、房屋和集体资产因为特殊的原因，很多成了沉睡的资源，影响农民财产权的实现。即使在康养、民宿、乡村旅游等市场不断发展，农房租赁需求激增的利好情况下，大量闲置房屋也因为交易程序的复杂和法律风险的不可控，呈现出市场需求量大、实际成交量低的现状。面对乡村发展的难题，必须采取措施，解决产权流转的障碍，帮助农村群众盘活农村闲置资产。

要实现农村产权自由、高效流转，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不可回避的就是必须有针对性地提供解决问题的模式和渠道。从法治的角度看，现阶段的农村，法治处于渐进过程中，完全靠市场、靠交易双方解决难题困难重重。要规模化地实现农户家庭承包地、闲置农房、宅基地、特色农产品等资产的规范流转，需要由政府牵头提供法律服务，为交易保驾护航。只有用法律服务解决买家面临的资源难发掘、产权难确定、履约难保障，农户面临的买主难找、程序难跑、合同难签这六类农村产权流转难题，才能清除城镇和乡村各类资源要素平等交换的障碍，实现农村资产资本化、农村资源市场化、农民增收多元化。

以法律服务着力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

乡村治理法治化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石，是乡村振兴必不可少的条件。与城市较为成熟的法治环境和法治思维相比，乡村法治化建设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发展相对落后。改善乡村法治环境，加快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对确保乡村和谐稳定、长治久安、永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治理法治化的道路是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但在乡村治理法治化进程中，还有很多困难需要解决。依靠法律服务促进乡村振兴中“人”“财”“地”三个关键点的协调发展，是解决困难的可行之法。例如，可以在闲置农房流转中强化法律服务的作用，用法律服务防范流转中易发的黑恶、腐败问题，化解农村产权流转中的六大难题，保障流转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闲置农房规范流转、良性流转。法律服务进乡村，以法治保障发展，就是基层治理法治化在乡村最好的实践模式。行之有效的法律服务将增强农村群众的生活安定感，增强基层政府的公信力。

以法律服务着力创新乡村公共服务模式

助力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是当前法律服务进乡村的目标。现阶段，乡村公共服务产品存在着种类单一、数量不足、效果欠佳的问题，在个别农村，公共服务尤其是法律服务流于形式，缺乏实效。乡村振兴工作亟需向群众提供具有服务保障公益化、服务提供公平化、办理程序规范化、法律文书专业化、模式适用广泛化的公共服务产品。因此，加大法律服务的投入，创新公共服务模式是乡村振兴工作中的重要一环。

公共服务模式的创新形式多种多样，可以通过增加法律顾问引入、出具法律意见书、打造具有公信力的交易平台等多种手段来实现。例如，在农村房屋产权交易中，由各地司法局搭台，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协同联动，通过各专业机构出具《律师法律审查意见及见证书》+《公证书》+《交易鉴证书》的形式，设置交易事前、事中、事后的风险审查和提示环节，最大程度防控交易风险，保护交易安全，解决交易的顾虑。此外，法律服务还可以拓展到为农村招商引资、农业产业园建设、村镇企业发展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为农村小额贷款、企业抵押贷款和融资等提供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服务，为农业科技创新中的知识产权提供公证服务等。以优质的法律服务，推动乡村公共服务模式创新，有利于防范基层风险、促进基层稳定、加速经济要素流转。

以法律服务着力更新乡村法治观念

乡村振兴的实现靠法治，乡村法治的实现靠观念的更新，法治观念的更新靠普法教育。群众对法治的信仰将直接影响法治工作开展的效果。传统的普法手段容易使普法教育抽象化、教条化。而法律服务能化解发展难题，促进群众增产、增收，这就是法治振兴乡村最好的普法宣传。只要让广大群众真正体会到法治是实现“我的权利我守护”“我的权利我做主”最高效、有力的手段，法治就会变成群众的渴求，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就会变成群众的习惯。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是乡村“脱贫”到“振兴”的转折之年，是“八五”普法规划起步之年。我们期待着用法律服务夯实基层治理基础，让法治在乡村焕发活力，推动乡村振兴工作进入新境界、迈上新台阶。

（作者单位：四川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

来源：四川党校报2021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