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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区域经济教研部胡雯）
建党93周年之际，省委王东明书记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全省党员干部狠下“实”字功夫，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践行治蜀兴川发展战略，以实际行动把美好蓝图变为现实。这是对四川改革发展再一次的自我警醒、鞭策勉励。
较长时期内，四川的基本省情判断是“人口多、底子薄、不平衡、欠发达”。“三大发展战略”行动纲领及“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的提出，催人奋进但任务艰巨。整体来看，四川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双加速”发展关键期，发展势头迅猛但问题累积显现：
其一，全省整体发展水平偏低的现实仍未改变。去年四川经济总量居全国第8，但除成都和攀枝花外，各市（州）人均GDP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居全国第8，但规上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速仅列21；城镇化率44.9%，较全国平均水平低8.8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全国第22，农民人均纯收入居第21。
其二，全省发展不均衡问题仍然突出。去年成都GDP达9108.89亿元，第2位的绵阳仅1455.12亿元，最末的甘孜则不到成都3%；全省城市等级断层、城镇体系不完整，绵阳、南充于2012年跻身百万人口特大城市行列、填补空白，泸州去年加入这一行列，但成都一“成”独大现状难以撼动，中心城市辐射作用不能通过城市网络依次有序逐级扩散，“虹吸”作用远大于辐射带动作用，区域发展失衡、整体竞争力不振。
其三，中国整体经济增长问题在四川缩影显现。全省经济在2008年灾后重建巨额资金投入驱动下经历了典型的“倒U”历程，经济增长率由2010年15.1%的高位回落至去年的10%，虽然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政府主导性投资的动力已逐渐释放殆尽并显现出不可持续性；同时，对生产要素驱动的传统依赖已受到资源、能源的明显制约、亟待转型；而作为人口大省和传统农业大省，“三农”问题仍然突出并呈现新的特征，内需增长乏力。
问题蕴含潜力，问题倒逼改革。“三大发展战略”为四川“全面同步实现小康”提供了行动纲领，而坚持四个“发展”则是行动纲领的具体化：
一是协调发展、共生共荣。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和信息化正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城市化发展的空间尺度已超越单体城市范围，呈现出城市区域化发展态势。以城市群为重要表现形态的区域经济协调一体化决定着一个地区及至一国的竞争实力。这一进程不仅是单体城市在空间上的联合与扩展，更是城市经济功能和综合承载力升级、新的产业空间集聚等过程密切联系的空间发展现象。“多点多极支撑战略”即是要在成都之外培育起新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或一体化区域，形成“中心极核城市—次级城市—县域镇—村落”的合理差序等级体系，缔造多核、多心、网络化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格局，形成各市（州）、各区域的竞合联盟，共生共荣。
二是特色发展、因地制宜。传统增长主义驱动的规模扩张路径下，地方政府几乎都有偏好大投资、大工业的内在冲动。四川提出以壮士扼腕的方式调方式转结构，关键是分类发展、特色发展、科学发展。区域协调不等于区域“均质”，“多点多极”不能“撒花椒面”、“齐步走”。发展基础较好和生态容量较强的“三大新兴增长极”重点区域先行发展；能源、资源禀赋特征突出的攀西区域发展特色经济；生态脆弱的川西北区域则主要承担生态职能、发展生态经济，无需纠结经济规模。即便在分片的一体化区域内，各层级城镇也应形成功能错位互补的“差序”体系，中心极核城市担当决策、运营、创意、研发、服务职能；次级城市担当制作后台、运作基地和功能配套职能；县域城镇为更高层级城市专业配套的同时，成为链接城乡的重要节点，在产业上向“农业全产业链条”的产前、产中、产后延伸，在城市功能上承载城乡居民生产、生活服务所需。
三是统筹发展、城乡协调。中国的“城乡二元”带有计划经济特殊历史时期服务和服从于“重工化优先发展”的“城乡分治”体制框架的深刻烙印，更多是制度设计所致的固化和强化。为此，政府主导“统筹”成为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的重要手段。“两化互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总体指向“市场化”方向，无论以户籍为核心的综合配套改革，亦或以土地为核心的农村产权改革，均试图打破城与乡的制度樊篱，构建起城乡居民间的公平起点、对等权益，以及城乡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随着改革深化，有些基层干部感觉“群众不好管了”，工作推进尤其是征地拆迁等工作难度加大了，甚至对当前向农民赋权的改革感到困惑、提出质疑。事实上，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核心实质是“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是从“管理”走向“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形成机理决定了政府“统筹”的要义在于使过去人为“二元分割”的体制机制“回归一体”，而资源配置则交由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实现优化配置与效率提升。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在制度设计与供给“缺位”中主动“补位”，在大包大揽的“管理”中主动“让位”，要适应改革受益者等多主体参与“治理”的新形势、新角色、新方法。
四是创新发展、持续内驱。近年，全省金属冶炼、化工、煤炭开采和洗选等资源、能源依赖型产业呈现出资产占用过高而工业总产值、利益总额排位下滑的趋势，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则增长强劲。四川已进入生产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的阶段。然而，创新不等于单纯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至关重要，即“由谁”及“如何实现”，须建立一套适合区情和市场经济要求的组织、制度体系；创新也不等于单纯的“高精尖”，“节约型”创新蔚为关键，后者是包括产品设计、生产和营销模式变革在内的“多点式”创新，通过消减成本、方便易用使更多消费者愿意用、用得起、经常用甚至必须用，从而创造最广泛的市场需求。如此，创新涵盖了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及消费者在内的多主体综合体系，各主体基于各自特长分工协同是核心关键。
近日，笔者在大渡河峡谷切身感受到当地的恶劣自然条件、落后基础设施、闭塞市场信息，与此同时，几位乡镇干部与当地群众密切交流，积极思考如何改善基础条件、培育特色经济、谋划生态资源开发，不急不燥、繁忙朴实，令人印象深刻。谋略得当，成事在人。党员干部沉入实践了解需求、找准症结，改革受益的群众主体支持、参与、推进改革。实现四川发展蓝图需要如此“务实”点滴积累，也需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回应叠加，两者缺一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