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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为四川经济地理的未来勾画了一幅轮廓清晰的蓝图，也为重塑全省经济走势注入强力政策牵引。在省委、省政府“不纠结GDP排位”转方式调结构的决心下，各市州及其县域突出禀赋特征因地制宜、科学合理提质增速发展的信心和决心得以充分发酵。当前，打造天府新区、川南及川东北“三大新兴增长极”，加快县域发展夯实底部基础等战略措施积极践行，多点多极“百舸争流”势头渐盛。
“经济集中”既是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规模经济的内在要求。因而，经济增长不可能在所有行业与空间“均质”发展，反而总在最具创新能力的行业首先出现并集聚于某些经济空间，形成“增长极（点）”产生所谓“极化效应”。当“极（点）”发展到相当水平、具有相当经济体量，其能量向边缘区域“溢出”产生所谓“扩散效应”，引领辐射带动广泛腹地区域整体实力提升。然而，以城市为典型物化表征的“增长极（点）”如若缺乏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形成力量制衡，其“极化效应”的虹吸作用将大大强于“扩散效应”的辐射作用，区域发展中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将得以强化。四川历来“一成独大”，整个城市位序体系断层明显。成都超大型城市以下，仅绵阳和南充勉力跻身于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大城市为数有限，中小城市大量存在；从经济体量来看，2013年成都GDP超9000亿，居于全省第2的绵阳则不到1500亿，级差之大由此显见。断层的后果是区域不平衡的加剧及整体区域竞争力不振。这恰是多点多极战略提出的最根本缘由。
但是，多点多极并不意味着全省范围的“均一化”发展，其首要任务是集中优势资源实现重点区域先行发展，即要培育起足以与成都形成竞争、抗衡之势的新区域性中心城市或一体化区域。天府新区、川南经济区和川东北经济区作为“三大新兴增长极”，在重点区域先行发展中担当重任。短期内，我们看到的实践表现更可能是“集聚”而非“扩散”，甚而出现各经济片区内新的不平衡；但长期来看，只有树立起各片区新的“极（点）”，经济增长的扩散效应和辐射带动作用才能得以显现。
事实上，通过经济一体化可以使经济集中的短期效应与区域包容协调的长期效应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中心极核城市引领带动、多中心城市组群、弱中心网络城市等形态均是区域一体发展的实践模式，城市功能的错位整合与“差序”体系则是其共同特征。天府新区及“首位”城市成都是成都经济区的中心极核，是四川乃至成渝经济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也是总部决策、技术创新、研发创意、运营管理、后台服务、总装基地的核心，其它7座次级城市则担当起制作后台、运作基地和功能配套的职能，相互紧密联系形成功能专门化、竞争错位化的互补共生体系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组；川南经济区内各城市工业基础坚实、软硬实力各有专攻，长江临港区位优势不仅与其他经济区互补，更促使其融入长江经济带，同时也联结起川滇黔渝，在快速交通和高效信息网络条件下，各城市可能共同承担起经济交流节点的职能，形成多核心分工互补的网络城市区域；川东北经济区资源能源禀赋突出、农业和生态特色产业优势明显、市场空间广阔，是联结川渝陕甘的重要节点，南充已然展现出未来区域中心城市特征，以此为核心的城市分工及差序化发展格局形成，将极大提升川东北区域竞争实力，与其他经济区形成三足鼎立、错位互补、共生共荣的体系格局。
当前，全球正在兴起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呈现出显著的“跨梯度”特征，即产业转移摆脱严格按资源要素成本差异进行的传统梯度转移空间模式，转而从发达国家跨越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直接落地内陆地区；同时，转移的产业类型也不一定是发达国家或地区相对落后或淘汰的产业，某些高新技术产业或其他新兴产业都可能通过全球区位扫描直接布局在一些拥有较好发展基础和发展环境的相对落后地区的中心城市。此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东西部地区“一国两速”发展模式发生逆转，沿海外向型经济增长严重受挫、面临转型，而四川等内陆省份不仅所受冲击较小，更在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推动下获得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奠定坚实发展基础，其显著的成本优势、快速增长推动的巨大投资和消费市场，正吸引大量产业投资从沿海向内陆迁移，“内陆经济崛起”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格局新的重大特征，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引擎也有望在内陆形成。这为四川实施多点多极战略，缔造多核、多心、网络化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格局，提高区域整体经济影响力和竞争实力创造了绝佳条件。大势之趋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四川要么争先，要么出局，正进入关键发展节点。能否抢先？如何抢先？有待各市州、各区域在多点多极的整体构想中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形成竞合联盟、共生共荣。对此，我们充满想象和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