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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将我国转型期的就业问题分解为就业数量问题和就业质量问题，分析了两大问题之间的关系和演变。对于我国就业问题的研究来说，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是相互作用的，我国在谋求经济发展时，必须立足于全面提升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以形成劳动者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转型期 就业 数量 质量
一、问题的提出
就业为民生之本，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就业问题尤显突出。历届政府都将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就业率视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如2008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已相当于2005年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三国的就业总数[1]。
但从总的就业情况来看，就业形势并不乐观。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指出,我国2008年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已上升为9.4%，超过了7%的国际警戒线。[2]张车伟（2003）根据“五普”资料,测算出我国城镇总的失业率为8.27%,其中城市失业率为9.43%，镇的失业率为6.24%，而农村失业率仅为1.15%。[3]虽然由于样本的选择及计算方法的不同，研究者得出的城镇失业率存在一定差异，但不争的共识是：从总体来看，我国城镇失业率远高于政府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显然，增加就业率、提高就业数量仍是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我国就业问题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2004年，沿海部分发达省份开始出现了“民工荒”，农村剩余劳动力呈现出供给不足的现象，且这一现象逐渐席卷全国。至今，包括部分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内陆省份也出现了较严重的“民工荒”。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量新毕业的大学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2014年预计有700万大学生又会迎来“最难就业季”，毕业常常意味着“失业”，即使找到工作，工资收入与其付出的人力资本投入也相差甚远，“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与此同时，劳动关系日趋紧张，劳资冲突、劳资纠纷频发，就业质量问题逐渐凸显出来。2009年7月24日，吉林通化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因股权调整导致了“通钢事件”；2010年5月，全球最大的代工厂、拥有80万员工的富士康出现了工人频繁跳楼的事件；2010年5月17日，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出现“本田罢工事件”，2014年更是发生了IBM深圳工厂罢工、广东裕元鞋厂罢工、格兰仕员工打砸工厂、三星代工厂罢工等一系列事件。这已经对以降低就业质量来实现“充分就业”的就业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受到了社会、政府和学界的广泛关注。
经过36年的改革开放（1978年-2014年），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已进入新的阶段，劳动者的利益诉求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吉林通化钢铁集团公司在企业重组中，工人因丧失参与权、知情权而导致了“流血事件”；富士康公司高强度工作压力导致年青工人跳楼自杀；本田工人因不满工资低、福利差举行了大规模罢工……。对于劳动者而言，就业的目的已不仅仅满足于找到一份工作、获得仅能生存的工资，而逐渐将就业视为一种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主要途径，视为分享改革成果的主要途径。劳动者的这种要求，也意味着我国目前的就业问题已不仅仅是以失业率为指标的就业数量问题，满足劳动者强烈要求改善就业质量、实现自我发展的愿望成为就业问题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欧盟委员会在2003年-2010年新欧洲就业战略中，明确提出了就业目标：“提高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从而减少失业率；改善工作质量，推广有生产力的工作；通过缩小社会（包括性别）和地域层次的不平等，建立一个整合的劳动市场，即我们研究的就业问题应是关注‘所有人充分就业和获得更好工作’。” [4]可以看出，就业数量问题和就业质量问题已逐渐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就业问题中不可分割的两部分。 “十二五”规划更明确“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5]而就业正是构建和谐社会、推进民生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其重要性和紧迫性不言而喻。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这些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面临的问题更多，实现“所有人充分就业和获得更好工作”的难度更大，在正视我国转型期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发展就业理论，为正确认识、分析就业难题，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理论支持，是中国经济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挑战之一。
二、 就业质量难题挑战传统就业理论
就业理论是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核心理论之一，西方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从萨伊的自动均衡就业理论到凯恩斯的充分就业理论，从新古典综合派的就业理论到新剑桥学派、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的就业理论，从主流西方经济学的就业理论到发展经济学的就业理论，林林总总，可谓门派众多，观点各异。
我们注意到，西方就业理论的基石是市场经济体制，并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来研究就业问题。从理论上讲，一般认为经济增长是指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的总量或人均量的上升，是一国的人均生产或人均收入的增加。依此定义来理解，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已被暗示为一个量的指标，其量度一般用增长率来计量，其中隐含的假设是数量与质量存在正相关，即经济增长的数量越大，其质量也会越好。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从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到新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都被视为这种无差别、均质的量的概念。尽管有些研究文献涉及到对经济增长质的研究（即提出应以经济发展的概念来取代经济增长的概念），但最终没有将这种研究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体系。
在主流的经济增长分析框架中，所有的经济增长仍然被视为是无差别的或者说是均质的。这就导致了这么一种推论：如果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研究相关经济问题，其隐含的一个假设就是数量与质量存在着正相关。从此引申出来的就业问题也会延续这一研究思路，即经济增长→就业数量增长→就业质量提高。即使部分研究涉及到就业质量问题，但也未被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在此思路指导下，主流经济学的就业研究主要集中于讨论经济增长与就业数量增长的相互作用。如凯恩斯提出了从低于充分就业走向充分就业的经济增长、从低水平充分就业走向高水平充分就业的经济增长。虽然凯恩斯在分析过程中，探讨了劳动者工资与就业的关系，但其研究的重心，仍主要集中于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数量关系，并没有研讨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的互动关系。
众多发展中国家在寻求改变自身贫穷落后面貌的经济发展模式时，都在努力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广泛引入西方传统的、成熟的、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积累，压低工人的生活费用和工资率，有利于提高资本的利润率，增强投资的激励作用。这些理论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政策选择，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依赖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形成比较优势，保持较高的资本积累率，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或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实现产出的最大化，推动经济增长。这也形成了这么一种就业逻辑，即众多的劳动人口资源应转变为一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6]，就业应服从于经济增长的需要，对就业的宏观调控应服从于实现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7]。从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经济增长带来了就业数量的增加，而经济增长又依赖于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也意味着较低的就业质量。这一结果，恰与西方主流就业理论关于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存在正相关的假设相反。
事实上，经济增长是否一定会增加就业数量，或者说经济增速减慢是否一定会增加失业率，这一问题本身在实践中就是存在争议的。如德国，在1995年—1997年间，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的变动方向竟然一致，即经济增长率由1995年的1.7%下降到1996年的0.8%，而此时失业率竟然没有升高，反而下降了4.1个百分点；1997年经济增长率上涨了0.7个百分点，失业率也随之上升了一个百分点，就业人员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从2000年到2006年，世界年均经济增长率约为6.26%，而失业人口却从2000年的1.77亿增加到2006年的1.95亿，约增加了10%，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并没有大幅度降低失业率，失业人数一直呈上升态势。[8]
另外，经济增长是否一定会带来就业质量的提高，在实践中也是存在争议的。如东亚地区，尽管近年来的GDP增速一直位于世界前列，但就业人员平均工作时间远比其他地区都长，甚至有些国家每周工作超过了50个小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2006年，超过五分之四的就业者每天收入低于2美元，不能养家糊口，有二分之一的就业者每天收入才1美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仍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就业者每天的收入低于2美元。[9]
经济增长与高失业率并存、经济增长与低就业质量并存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追求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能真正解决就业问题。
回顾我国30多年的转型历程，我国政府长期坚持的、解决就业问题的思路正是基于西方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大量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产业基础，而支撑这一产业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大量的、低工资的、就业质量改善极其缓慢的劳动者。长期以来，我们迷信不断增加的GDP总量，虽然也在追求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但在选择经济总量目标与经济质量目标时，经济总量目标仍然是最优选择。而行之有效的以压低劳动力成本来获得市场竞争优势，从而扩大经济总量的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各地实现GDP增长目标的路径依赖。在就业领域，就形成了我国就业弹性不断下降、就业质量难以改善的就业问题。
三、 就业数量与就业质量问题的实证分析
（一） 就业数量的演变
1、 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
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可以通过计算、比较和分析就业弹性的变化来反映。就业弹性（或称为就业弹性系数）是指反映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之间关系的系数，即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所能带来的就业增长的百分点。本文按弹性定义来测算就业弹性。
GY表示GDP的增长率[10]，GL表示就业数量的增长率，，表1给出了我国“五五”到“十一五”的平均就业弹性。
表1：“五五”到“十一五”的就业弹性
| 时间 | 五 五（1979-1980） | 六 五（1981-1985） | 七 五（1986-1990） | 八 五（1991-1995） |
| 就业弹性 | 0.36 | 0.35 | 0.32 | 0.088 |
| 时间 | 九五 （1996-2000） | 十五 （2001-2005） | 十 一五（2006-2010） | |
| 就业弹性 | 0.14 | 0.07 | 0.03 | |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所得[11]
从表1可以看出，除个别年份外，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总体趋势处于下降过程。就业弹性在较大起伏波动中趋于下降，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呈现不断减弱的状态。“五五”时期，我国GDP增长率平均提高一个百分点，能够推动就业数量增加0.36%左右，“十一五”时期，GDP平均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只能增长0.03个百分点，下降了12倍。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经济仍然保持着较快增速，2000年—2010年，我国GDP平均增速达到10.3%，但就业弹性却从“十五”的0.07下降到“十一五”的0.03，“高增长低就业”的现象明显，出现了与“奥肯定律”的明显背离。这一结果的直接表现是我国近年来（2000年至今）的真实失业率[12]居高不下，部分学者得出的真实失业率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13]。
2、就业数量变化的产业分布
库兹涅、钱纳里、刘易斯等发展经济学家们分析了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提出了就业结构应遵循这样的一种演变规律：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逐渐缩小、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从增加到减少、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会逐渐增大，最终成为就业的主要渠道。从我国三次产业就业数量的增加速度及变化趋势（表2，图1），从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1）三十多年来，除个别年份外，我国三次产业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4.7%、11.6%和10.8%的较高水平，与此相对应的三次产业的就业数量增长速度分别为0.57%、3.77%和6.01%。可以看出，第一产业的就业数量基本上没有增加，新增就业数量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2）第一产业的就业数量增长速度有多年呈现负增长，且出现负增长的年份都是第二产业增速较快的年份，特别是2000年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第一产业的就业数量增长速度由2000年的0.77%下降为2010年的-3.32%，而同期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平均达到了10.9%，这符合我国劳动力就业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
（3）从2001年后（我国加入WTO后[14]）第一产业的就业数量增长速度快速下降，第二产业的就业数量增长速度快速上升，而第三产业的就业数量增长速度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态势。
从上述分析我们看到，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特别是2000年后，第一产业吸纳新增劳动力的能力在不断下降，第二产业吸纳新增劳动力的能力在我国加入WTO后迅速上升，而第三产业吸纳新增劳动力的能力增长缓慢。而同期我国的城镇真实失业率持续上升，“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事实。可以看出，新增劳动力就业的主要产业是在第二产业，具有相对较低劳动力价格的农民工符合我国低端制造业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业较容易；而大学生在低端制造业中难以补偿其人力资本的高投入，难以寻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而高附高值的服务业并没有伴随制造业的快速增长而发展起来，第三产业提供的就业岗位不足成为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2：1978年—2010年我国三次产业就业数量的增速表
| GDP三次产业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 | 就业数量在三次产业中的增长速度(%) | |||||
| 时间 | 第一产业 | 第二产业 | 第三产业 | 第一产业 | 第二产业 | 第三产业 |
| 1978 | 4.1 | 15 | 13.8 | | | |
| 1979 | 6.1 | 8.2 | 7.9 | 1.12 | 3.87 | 5.87 |
| 1980 | -1.5 | 13.6 | 6 |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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