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的镜鉴功能，历来是中国史学的传统。无论是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还是司马光的“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历代大史家皆具强烈的现实关怀。党史研究也不例外，著名学者胡绳曾说：“我们研究过去的历史是为了今天，为了今后，不是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虽然我们也不排斥有时只是为了历史的兴趣而去弄清楚某一历史事实，但是这毕竟不是历史研究的主要方面。历史研究从根本上说，是要通过对以往的历史的认识而更好地认识现实。”这就点出了治学之道，值得细细品味。

一段时期以来，党史研究，侧重于宏大叙事，主要关注高层决策，如召开会议、发表讲话、颁布文件等，忽略了制度条文在基层的实际运作往往有差异，难免失之于粗疏。近年来，风气发生了很大变化，微观的个案研究层出不穷。应该说，近年中共党史研究之所以有显著进步，呈现一股热潮，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一批学者通过对历史细节的深入发掘和情景再现，充分展现了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从而吸引了广大读者。

然而仔细分析，成功的个案研究均是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之作，绝非坐井观天、以小见小者所能为。而如今有些研究题目确实是越做越小，关注点越来越琐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样的成果恐怕难以反映历史的全貌和总体的脉络。究其缘由，这或许与研究者缺乏大的问题意识尤其是现实关怀有关，以致陷入散乱的史料堆里出不来，或无的放矢，或不知所云。正如胡绳所批评：“党史研究如果只看过去，无目的考据某些历史事实，而不注意当前的问题，党史研究就不会有生命力，写出来的东西也不会使读者感兴趣。”因此，史学著述只有既细致入微又不乏现实观照，方能有大格局，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党史研究的学术性亦不容忽视。党史兼具学术与政治两种属性，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二者不可偏废。但毫无疑问，学术是根本和基础。恩格斯曾言：“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因此，政治宣传需要有学术研究做支撑，如此才能避免空洞的说教，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具体说来，党史始终拥有庞大的受众群体。这一领域也不可避免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往往成为社会思潮交锋的风口浪尖，折射出各种观点分歧。比如近年党史领域出现了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党史界也曾展开过批判。但总体来看，不少仅是泛论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和危害，而对其具体观点缺乏有针对性和说服力的正面回应。所以要想从根本上批驳历史虚无主义，就必须深化相关问题的实证研究，形成人们愿意看、能信服的成果，真正做到正本清源、以理服人。这其实就是用学术讲政治，正如胡乔木所说，“对党的历史的研究要进一步深化，精密化”，“只有充分地占有和利用一切可靠的资料，把这些资料甄别清楚，才能弄清事件的真相和来龙去脉，才能写出有战斗力的历史论著”。

总之，理想的党史研究应兼具义理与考据，融求真与致用为一体，既有宏观的问题意识和恒久的现实关怀，又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精深的个案研究。“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些都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党史研究者应当秉持的品性和坚守的学风。

(卢毅)

来源: 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