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8月中旬以来，由日本政府一手挑起的“钓鱼岛国有化”事件激起了中国人的强烈愤慨，很多地方的群众尤其是青年人自发走上街头，抗议日本政府非法“购岛”行径，谴责日本政府对人类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正义立场和爱国热情，形成了坚决捍卫领土主权的强大声威。

爱国没有理由，它是最朴素最真挚情感的外露，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光荣职责。这种拳拳赤子之心、绵绵爱国之情弥足珍贵，我们理应备加呵护。然而，遗憾的是，西安、深圳、长沙、青岛等大中城市由“钓鱼岛事件”引发的反日游行超越了法律、道德的底线，与我们文明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并有发展成古斯塔夫·勒庞笔下一群“乌合之众”的趋势。如何塑造从容、理性、智慧、英勇、团结的国民，如何建设坚定、开放、自信、富强、尊严的大国，是我重读《乌合之众》的迫切所在。

勒庞认为，群体力量巨大无比、至高无上，“不管未来的社会是根据什么路线加以组织，它都必须考虑到一股新的力量、一股最终仍会存在下来的现代至高无上的力量，即群众的力量”。但是，这种“至高无上的力量”通常是破坏性的，“群体只有强大的破坏力，他们的规律永远是回到野蛮阶段。群体无一例外地证明，仅靠他们自己，理性状态的文明是不可能实现的”；“群体的力量有着纯粹的破坏性，因而他们的作用就像是加速垂危者或死尸解体的细菌”；“群体感情的狂暴，会因责任感的彻底消失而强化。意识到肯定不会收到惩罚——而且人数越多，这一点就越是肯定——以及因为人多势众而一时产生的力量感，会使群体表现出一些孤立的个人不可能的情绪和行动，所以群体很容易干出最恶劣的极端勾当”。在反日游行中的打砸抢烧及造成的人身伤害无不证明一个世纪前勒庞的结论今天仍然适用。

究其原因，勒庞认为，其破坏性结果是由群体的特点造成的。当个人聚集成群体时，个人在群体中会失去理性，没有推理能力，思想情感易受旁人的暗示及传染，变得极端、狂热，不能容忍对立意见，因人多势众产生的力量感会让他失去自控，甚至变得肆无忌惮。个人如此，群体同样具有敏感、多变、易受暗示、轻信、冲动、急躁、专横、偏执等这样的特点。

同时，勒庞也认为，黑社会或聚散无常的暴民群体，有时其残暴程度常令人瞠目结舌，但它不可能成为一个影响甚至改变历史的要素。相反，一个有信仰的群体，则既是历史变迁的主角，也是民族发展的未来。一个为信仰而战的民族，铸就其命运的地方，“是在群众的心中，而再也不是在君王们的国务会议上”，“正是群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人，会不顾一切地赴死犯难，为一种教义或观念的凯旋提供了保证，会怀着赢得荣誉的热情赴汤蹈火……。这种英雄主义毫无疑问有着无意识的成份，然而正是这种英雄主义创造了历史”。

可见，信仰之有无关系国家之兴衰、民族之存亡。真正历史大动荡表面原因的背后是人民思想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令人吃惊的不是其宏大而暴烈的场面，而是人民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不过是人类思想不露痕迹的变化所造成的可见后果而已”。勒庞在总结文明兴衰时指出，随着民族理想的不断消亡，本来是一个民族、一个联合体、一个整体的人群，最终会变成一群缺乏凝聚力的个人，他们仅仅因传统和制度而被人为地聚集在一起，随之，这个民族的才华也完全消失了。“它仅仅是一群独立的个人，因而回到了自己的原始状态——即一群乌合之众。它既缺乏统一性，也没有未来，只有乌合之众那些一时的特性。它的文明失去了稳定性，只能随波逐流。民众就是至上的权力，野蛮风气盛行。文明也许仍然华丽，因为久远的历史赋予它的外表尚存，其实它已经成了一座岌岌可危的大厦，没有任何支撑，下次风暴一来，它便会立刻倾覆”。

回到现实，我们的理想就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有此“信仰”，在应对“钓鱼岛事件”上我们才不致迷失方向而成为一群宣泄个人情绪的“乌合之众”。相信在我们党的坚强领导下，在我们划定并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点基线、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点基线坐标表和海图、渔政船海监船加大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维权巡航的密度与强度等强力反制措施下，“钓鱼岛事件”会得到妥善解决，同时，中国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受到他人的尊敬的伟大复兴之时定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