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智库建设十分关注，中央领导同志专门作出重要批示，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智库建设作为民主政治的内容，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领导批示精神，决策咨询部加强了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建设的研究，通过省内外调研、问卷调查、文献查阅等方式对全省智库机构现状进行摸底，并采用对比研究法分析了我省智库建设的主要问题，为下一步提出四川新型智库体系建设的具体举措奠定了基础。

       一、建立和完善新型智库体系是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的必然需求

      智库也称思想库或智囊机构，是由专家学者组成的、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政治、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优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是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智囊机构在我国萌芽较早，可追溯到夏商的家臣和两周的“命士”，如辅佐商汤之伊尹、辅佐周文王之姜子牙。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纷招揽“门客”，“养士”蔚然成风。秦、汉时期逐步确立起幕僚制度，此后发展到唐代的“幕僚”，宋代的“幕职官”，清朝“师爷”等。现代智库产生于西方，英国是其最早的发源地，代表性组织是1884年成立的左派思想库费边社。上世纪20年代，西方国家应对经济危机、化解社会矛盾的实践有力地推动了智库的发展，美国正是在这个时期成立了享誉世界的布鲁斯金学会。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的爆发让国际安全形势严峻复杂、竞争愈显激烈，西方国家的智库开始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内政、外交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如，美国兰德公司就曾成功预测中美建交、美国经济大萧条和德国统一等事件。我国智库改革开放后得到较快发展，在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背后都有智库的身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官邸制、放开二胎亦是智库的建议。

      现代政府制定大量的公共政策需要现代智库作为支撑，而公共政策制定的依据必须是来源于大多数公众的意见和呼声，反映公众的利益需求，这不仅是单靠决策者群体的智慧难以办到的，而且是仅靠一两个智库也难以满足，必须有一个完善的智库体系为此服务。同时，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单项研究向纵深发展，单个智库的专业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过去作为谋士的“通才”、“全才”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专家领导的团队组成智库，再由若干各方面各有专长的智库围绕决策者形成一个较充分的咨询服务体系。由于地理地貌、民族构成、文化传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的差异，各地在贯彻上级决策部署的前提下，需要根据自身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确立发展目标和思路，这些都离不开智库的咨询服务。特别是当前，全省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加快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奋力实现“两个跨越”，迫切需要各层级、各方面、各系统的智力资源的支撑，迫切需要加快构建全省自上而下、横向相联的新型智库体系。

        国外民间智库发达。美国智库绝大多数都是民间性质的非盈利组织，主要由大富豪出资、政府投资、“志同道合”者集资、离任政治人物创建；英国智库按照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分类，从研究主题和功能可分为政治类、经济类和外交类，从隶属关系可分为政府型、政党型和独立型。国内兄弟省份主动为民间智库发展搭建平台、营造氛围。安徽省共有13家民间智库，广东省也有10余家。值得一提的是广州市商道咨询有限公司，完全参照国外智库运作模式，以质量和效率在市场竞争中胜出，现有员工35名，建立了1700人的外围专家团队，业务早已跨出广东省，年营业额达千万。

        四川智库体系不健全，民间智库发展缺失，迄今尚无一家民营的政策性咨询研究机构。政府咨询方面的财政拨款大部分流向体制内智库，缺乏民间智库赖以生存的资金筹措、信息披露和资源共享等机制。

     （五）跨国跨区域交流合作的比较分析

       国外智库具有全球化的研究视野，并表现出以下特征：一是研究主题国际化，提高对国际问题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如，布鲁金斯学会日益重视开展对华研究，并于2006年设立中国政策中心。二是智库人员国际化，外籍职员比例不断增加。如，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理事会成员来自17个国家，会员来自80个国家。三是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如，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2010年与甘肃省合作开展了“引水灌溉”项目研究。国内一些省份近年来也不断拓宽合作交流渠道。如，安徽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聘请国外专家来华交流，公派研究人员赴美国、英国、德国等智库访学取经，参与世行、亚行国际课题合作研究项目。

       四川智库积极谋求跨国跨区域合作交流的主动性不够，缺乏全球研究视野。据调查，2008年至今，省级决策咨询机构与国外机构合作研究只占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