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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化率为53.73%，但是根据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的调查数据（2013）显示，我国非农户籍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仅为27.6%，这说明我国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却无法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此外，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2013）调查发现，我国80后新生代农民工占到农民工总数的49.1%，将近70%的农民工不打算回乡就业，79.8%的农民工家庭在城镇拥有住房[1]。
直观上来看，户籍制度发挥着两项扭曲的经济社会职能：首先，保护了城镇劳动者优先获得就业机会，在劳动力市场上对农民工形成了歧视，这种违反市场要素配置规律的行为降低了经济效率；第二，保护城市居民享有了更多的社会公共服务，且社会保障几乎将流动人口排斥在外。
所以，户籍制度并非制度本身，而是其背后的一整套财政、社会管理体制和法律权利体系。它是涉及面最广、涉及体制改革层次最深、涉及利益人群最多的制度，其本质是附加在它身上的各种社会福利和权利的差异。屈小博（2013）对我国主要城市的户籍价值进行了评估，如表1所示。
表1 我国主要城市的户籍价值评估
单位：元/人
| 城市 | 户籍价值 | 城市 | 户籍价值 | 城市 | 户籍价值 |
| 北京 | 7697.4 | 银川 | 1779.1 | 郑州 | 2111.3 |
| 上海 | 7026.0 | 昆明 | 1893.2 | 呼和浩特 | 2314.4 |
| 天津 | 4954.4 | 西安 | 2001.1 | 乌鲁木齐 | 2420.8 |
| 广州 | 3802.0 | 南昌 | 1928.0 | 西宁 | 2429.0 |
| 杭州 | 3542.2 | 苏州 | 3774.3 | 拉萨 | 2587.3 |
| 南京 | 2729.8 | 青岛 | 2211.4 | 南京 | 2729.8 |
| 石家庄 | 1426.4 | 贵阳 | 1972.7 | 武汉 | 2689.1 |
| 重庆 | 1512.2 | 长沙 | 1954.7 | 沈阳 | 2986.9 |
| 合肥 | 1676.9 | 兰州 | 1942.5 | 杭州 | 3542.2 |
| 哈尔滨 | 1659.4 | 长春 | 2018.2 | 深圳 | 5093.1 |
| 南宁 | 1672.8 | 太原 | 2035.2 | 宁波 | 3190.4 |
| 福州 | 178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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