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生命有机体。“城市文化由人的观念意识而来，进而变成城市的物质形态、组织形式和精神气质，反过来，人们会在对城市文化的浸润中、接受中，感受生活的意义，形成看待精神世界与物态环境的方法、观念，并演化成社会行为和生活方式。”[1]人类塑造了城市，同时也被城市所塑造。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以及信息传播需求的不断增长，城市催生了大众传媒的出现。人们在大众传媒呈现的镜像中建构着对城市的认知和认同。城市也成为大众传媒书写的对象，在经年累月的传播中建构、叠加、累积着城市的文化记忆，在传播中建构，同时也在建构中传播，形成了城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传媒也成为城市文化生产机制中不可忽缺的重要部分。进入新世纪以来，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发展迅速，并呈现出越来越强劲的影响力。截至2013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这其中相当部分是城市网民。网络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舆论放大器。当前，网络在信息传播和文化创造中的影响力日益凸显，网络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交融更加突出，城市文化建设日益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同时随着对软实力内涵理解的不断深入，城市形象营销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各地的城市治理者也充分利用网络，使之在城市文化的建构与传播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因而深入研究网络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机理以及存在的问题，把握好网络的特质，更好地推动城市文化建设就显得尤为必要。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和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同步，并深受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呈现出不平衡性和复杂性。城市的发展经历了空间的拓展到功能的拓展继而到内容的拓展，更加注重内涵的扩张，城市文化也面临着当代转型。一方面，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还在探索之中，尚不能为城市文化的转型提供有力的价值支撑；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进程并随之出现一系列后现代文化现象，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城市建设，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多种因素交织，城市的文化需求更加多元复杂，要求城市文化更加开放。城市文化的当代转型既要求文化特质的高度凝聚、集聚，也要求城市人群之间、多样的文化样态间具备更加高效的交流效应。城市的扩张带来了人群的疏离，与此同时，更需要强化城市文化精神与认同。传媒作为城市交往和沟通的重要媒介，更凸现其重要性。

网络的出现恰好顺应了城市文化转型的需要，同时将中国的城市更深刻地卷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之中。网络无疆界、去中心的特点为多元的大众的文化提供了展示的平台。信息技术发展的支撑使网络呈现出巨大的信息承载和传播能力，通过文字、声频、视频的立体化传播，网络集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等众多传统媒体的特点于一身，调动多种文化形式实现整合式传播。网络还带动了一系列信息技术、游戏研发等庞大的娱乐数字产业，借助互联网，城市更易实现信息与文化等多要素的集聚。更为深刻的影响是网络改变了传统话语权高度垄断的话语生产模式，使传统点对多的传播成为多点对多点的传播，人人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借助互联网，市民更深切地介入到城市文化的建构与传播之中。公共性是城市文化最核心的属性之一，网络的交互性、平等性无疑为公共空间的培育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从价值取向上看，“网络空间在本质上与西方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相衔接的社会文化传统有着内在契合性，网络人际互动与网络社区进一步拓展了个人主义亲密关系与自发组织的团体格局。”[2]这与中国传统建立在“差序格局”关系本位上的社会文化带来了冲击。在网络空间里，中国人以假名说真话，在匿名的状态下更能脱破关系与人情面子，更自由更真实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网络拓展了人们互动交往的空间，通过网络虚拟社区的互动一些利益共同体也正在形成之中。这与传统基于血缘、亲缘等关系基础上的交往有所不同，而是基于兴趣、爱好、价值理念和共同关心的公共事务等。一方面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空间的不断扩张加剧了人们的疏离感，在网络世界中人们由现实中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另一方面，基于各种社团的联结也悄然而生，并由线上逐渐向线下转移。疏离与联结同时并存，这意味着网络成为中国城市文化转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网络为城市文化公共性的培育提供了一个平台和可能，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最大前提平等讨论城市公共事务，以期形成共识，最终强化城市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城市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在城市区域内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在中观意义上，是指城市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社会组织机构的总和。在微观意义上，则主要指城市的文学艺术、广播电视以及各种社会性、群众性的娱乐性活动的总和。”[3]城市文化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它既体现在深层次的城市认同和归属感上，也外显于城市的形象和市民的行为特征中。本课题对城市文化的理解更倾向于城市的精神文化层面，同时城市文化的建构又不仅仅停留于文化活动层面，对城市的认同、归属感必得深入城市的社会结构才可能得以灌注。网络的开放与互动让更多的主体参与到城市文化的建构与传播中。网络与城市文化之间是一个在传播中建构，也在建构中传播的动态过程。网络强大的信息传播功能、舆论动员功能和娱乐功能，使其在当前城市文化的建构与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公共性是城市文化最核心的属性之一，它的含义是通过对城市公共生活的建构，实现全体公民的社会权利。”[4]城市文化公共性的特质需要一定的公共空间来进行交往以完成公共生活的建构。城市公共空间的状态会影响到公众的行为习惯和方式以及整个城市的社会心理，同时又会影响到公众对于城市文化的参与和塑造。这个公共空间既是实在的物理空间，在一定意义上又是精神性的互动空间。在西方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公共空间在社会民主政治生活中的意义上与公共领域这一议题相关，并经由哈贝马斯等学者的传播而为世界所知晓。国内学者认为“公共领域指的是在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依托市民社会又独立于政治国家、介于国家权力和市民社会之间并联结沟通二者的社会中间地带，是由享有独立人格和自由平等权利的私人组成并向所有社会公众自由开放,通过对话商谈、公众舆论、社会压力的形式对国家权力和其他社会势力进行监约，并能够推进国家与社会实现良性互动的民间自治领域；它是以参与者、沟通媒介和(达成)社会共识为内在结构,以能够形成公共伦理和公共理性的公共场所、公共传媒、社团组织和社会运动等公共空间为外在形式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领域。”[5]尽管对中国社会是否出现了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学界有所争论，但在于网络为城市公共生活提供了一个平台却几乎没有异议，对城市公共空间建构的探索中也基本认可了它既是一定的物理空间，又是基于人际互动的精神意义空间。自由与沟通是其重要特质。

城市公共空间的建构离不开媒体的存在。互联网的出现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建构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虚拟平台。互联网的开放性为每一个网民提供了平等参与和表达的机会。不少城市社区都开设了社区BBS论坛，QQ群、微博、微信等，互联网跨时空，无边界的特点拓展了城市公共活动的参与度，小到社区事务的关切，大到城市公共政策的讨论，互联网让不同的社会阶层、让政府、社会组织、市民都参与到城市公共生活中来。互动性是网络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最大优势，从WEB1.0时代到WEB2.0时代，极大地拓展了网络的互动交往功能。网民可即时关注社会动态与城市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网络的匿名性让公众更便捷地表达自身的真实意愿和想法。

从文化特质来看，网络的多元化、大众化、民主化特质在某种程度上与城市文化的世俗性、时尚性、丰富性形成了某种同构。休闲与娱乐始终是城市生活的又一主题，而这恰恰也是网络媒体的一大功能。网络是大众文化的沃土，而以城市为符号的网络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也成为城市文化特质和文化形象的另一侧面。在世俗化、娱乐化、大众化特质方面，网络与城市文化之间有着天然的契合之处。

 城市文化精神的彰显和强化，需要借助一定的文化仪式和文化活动来承载，并通过传媒广为传播，既能展现城市特色，又能吸纳人气聚拢民心，因而城市的文化活动常常也是一个城市的文化记忆，是构成城市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城市的文化活动一类是基于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的大型文化活动，借助活动向全国乃至世界展示城市特色；一类是城市市民所共享并广泛参与的民俗等娱乐活动，在娱乐化的狂欢中凝聚城市认同。大众传媒无所不在的今天，大众对城市文化活动的参与和了解更多是通过传媒建构的。网络传播的快捷、便利、实时、互动大大加速了文化活动传播的影响力和参与度。既要让优秀的城市文化传统借助网络传承，也要推动城市文化的创新与创造。网络成为城市文化活动生产和传播的重要平台。与此同时，网络也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平台，它以自身的逻辑深刻地影响着城市的文化生产，不断催生新的业态，演绎出都市的形象符号，汇入到城市文化的建构之中。如一部网络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忙》在无形中塑造着成都“欲望都市”形象。因而需要进行一些娱乐化的议程设置和大型公关活动，打造网络城市符号，发展城市网络文化产业，提升网络城市形象，建构市民认同。

传统大众传播媒介仅仅拓展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但大众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数。话语权依然掌握在精英及媒介机构手中。网络则为自我表达开辟了新的途径，与此同时，网络的交互性和快速传播，使网络社会的舆论功能空前凸显。如果说BBS论坛以及博客的出现，为网络的自我表达提供了可能，那么微博等新兴社交媒体的出现，则使网络表达、意见交流更加快捷，互动更为频繁，并逐步嵌入日常生活。微博集新闻网页、BBS论坛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实现实时的信息发布、互动沟通。关注博主的人可以成为博主的粉丝，粉丝还有粉丝，可以互相转载和评论信息。因而信息一旦发布将会呈现病毒似的裂变式传播。事实、意见、情绪相互激荡，汇聚成汹涌的民意。网络已成为自我表达的社会化媒体，呈现出巨大的社会动员功能，一方面，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交相呼应呈现出滚雪球似的舆论放大效应。另一方面，伴随着网络表达的是新兴意见阶层的崛起。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研究表明“在一些突发事件和公共议题上，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常常超过媒体和政府在微博中的传播力。平时大约300名全国性的‘意见领袖’影响着互联网的议程设置。”[6]由于转型期结构性的失调以及社会建设的滞后，对阶层分化贫富不均的愤懑，对无所不在的政府权力的逆反，加之长期以来相对较严的舆论管控，使网络成为社会民意的减压阀和排气孔。在政治和经济力量挤压下快速成长的社会在网络空间中得以声张自己的权力。网络的匿名性让网友产生言论释放的快感和法不责众的从众心理，在意见领袖的推波助澜之下，极易出现群体极化现象。“网络对许多人而言，正是极端主义的温床，因为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网上轻易且频繁地沟通，但听不到不同的意见。持续暴露于极端的立场中，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会让人逐渐相信这个立场。各种原来无既定想法的人，因为他们所见不同，最后会各自走向极端，造成分裂的结果，或者铸成大错并带来混乱。”[7]

城市形象是城市文化精神的外在呈现。如果说公共空间的培育与网络文化活动的营造和传播是一种常态且长效的机制，那么突发状态下网络舆论事件的传播与集聚效应则给城市形象的维护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城市是人口、财富、信息的集聚地，在全球化、信息化飞速发展的今天，也是各类风险的主要承载体。城市的运行和治理都呈现在网络的聚光灯下，一方面网络带来的话语权分散正在推动着城市治理的转型，另一方面，市民不断觉醒的权利意识也通过网络予以表达，风险社会中各种不确定性在增多，环境污染、公共卫生、民生问题都易成为市民关注的焦点，网络巨大的信息传播功能、舆论动员功能极有可能放大城市面临的风险，给城市形象带来不良影响，削弱城市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