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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预期管理研究
——以社会管理创新为视角
李翔
（四川行政学院，四川成都610072）
内容提要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正面临着“发展问题多、社会矛盾多、综合风险多、抗压承受力弱”等诸多困境，政府治理能力不足的缺陷日益凸显，因此，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已刻不容缓。而强化社会预期管理，通过有效引导、协调和稳定社会预期，用“前瞻性指引”熨平社会波动，降低社会风险，对于实现我国社会管理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预期管理 社会转型 阶层利益冲突
一、问题的提出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字面解释，“预期”即是“预先期待”。它是人们根据已知的信息，对未知的情景做出判断的一种能力。预期作为经济分析中的因素由来已久。西方经济学著作早就指出，对未来经济变量的预期是影响当前经济行为特别是资本市场上的资本投资行为的重要因素。预期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特征支配着他们的现实行为。早在1890年，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所讲的“期待”就是一种预期分析，他曾使用过心理预期的方法来分析资本投资的未来收益。[1] 二十世纪以来，预期管理开始在欧美各国的相关经济政策中出现踪迹。不论是“理性预期”或“预期主义”，还是“前瞻性指引”，都旨在通过政策工具和政策调整向市场释放政府的政策意图，对市场预期施加影响，使政策意图在一定程度上被市场所预见，以实现政府对市场预期的有效引导，以较小的代价克服通货膨胀，从而达到熨平经济波动的目的。由此可见，预期管理最早出现于通胀治理领域，而对经济危机的研究是预期理论的重点所在。简言之，作为一种经济范畴，预期管理就是通过有效引导、协调和稳定社会预期，用“前瞻性指引”对冲风险，调控经济，力求经济政策效果最大化，而副作用最小化。
上世纪80年代，预期理论的影响传入国内。1988年，李拉亚教授的《通货膨胀是预期影响，物价上涨有心理因素》一文曾被中央办公厅转发，而其专著《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荣获1992年度第五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标志着预期理论研究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自此以后，预期问题就成为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中的重要理论问题，并且集中于通货膨胀和博弈论问题研究方面。[2]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预期理论开始涉足社会学领域，而被誉为“在国内预期理论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堪称领军型学者之一” [3]的江世银教授，则是国内社会预期管理的开拓者。
社会预期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很大关系，它是人们对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个人处境所做的估计和评价。[4]这种估计和评价将会影响到人们下一步的行动：积极乐观的社会预期能够促使人们努力奋斗，消极的社会预期轻则会约束公众的行为使其畏缩不前，重则可能在特定的外部环境促使下诱发某些极端事件，危害社会稳定。可见社会预期关系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5]，因此，正确引导社会预期成为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方式。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将“主动引导社会预期”写进中央文件，明确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2013年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要求进一步完善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制度，增加对社会密切关注的宏观经济等重要信息发布频次。并要求政府与公众互动，不仅科学解读新政策法规，让公众更好地知晓、理解政府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和改革举措，还要回应社会热点问题，注意把公众期盼融入政府决策之中。这表明社会预期管理已上升至国家政策层面。
作为预期理论与社会学的交叉，社会预期管理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理论研究的文献目前尚不多见，但这方面的探索不仅拓展了社会预期理论的研究视野，而且有益于促进社会管理创新。作为社会管理领域对预期理论的借鉴，社会预期管理的背景较之经济预期管理更加复杂，不确定变量更多，而且与社会预期密切相关的社会心理活动（如思潮、情绪等）难以像通货膨胀现象易于量化或计量分析，尤其是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因素的存在大大增加了社会预期研究的不确定性。因此，相比日臻成熟的通胀预期管理，社会预期管理无论是在操作实践还是理论体系构建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社会预期管理是政府利用所掌握的各种工具对人们的预期形成、变化进行引导和调节的过程。[6]由于预期是社会群体趋利性操作的心理反应，因此社会民众对社会的心理认知态度对社会预期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例如，政府出台某项政策将为公众带来预期收益的有无或多少，直接影响着公众对政府政策的态度。换言之，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社会公众赞同或反对政府的某项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施该政策的预期收益是否大于支持该政策可能付出的预期成本。所以，强化社会预期管理必须从影响公众预期的心理缘由入手,深入分析公众利益诉求背后的心理机理,从而有的放矢地采取引导和调节措施。
我国社会转型期对社会管理创新的现实需要，为社会预期理论的应用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大背景下，探寻社会预期管理的运作机理和实现路径，是加快推进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课题。
二、转型时期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的现实困境
国外的发展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水平时，往往也是社会矛盾累积和激化的风险高发期。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极不同步，导致公共治理中诸多新矛盾和新问题不断出现，社会管理的任务越来越重，难度越来越大。利益调整不均衡和非对称加剧，由利益冲突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数量和范围不断扩大，甚至在公共治理中出现了利益集团与抗争性政治的势头。[7]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年社会蓝皮书指出，中国近年来每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十万余起，中国在就业、劳动关系、收入分配、社会管理等方面，正面临着各种问题和严峻挑战。
转型期“发展问题多、社会矛盾多、综合风险多、抗压承受力弱”的难题暴露出政府治理能力不足的缺陷。一是重“堵”轻“疏”，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习惯于用强制手段“摁”或“捂”，治标不治本；二是管理手段简单直接，处理问题时往往一罚了之、一关了之、一禁了之[8]；三是息事宁人，对无理诉求无原则退让，为避免影响扩大不惜花钱买太平，形成闹而优则“是”的负面导向，加速了社会法治精神的式微；四是片面“维稳”，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管制理念指导下，不计成本地追求管辖范围内的表面平静。政府治理能力的低下，不仅难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反而容易变成问题源头。如压制公众正当的权利诉求，僵化社会的思想和活力，妨碍公民社会建设不可或缺的公民权益协调机制的形成，使社会丧失自我修复能力，形成对政府的过度依赖，导致“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进一步固化，等等。而日益纷繁庞杂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也使政府越来越穷于应对，陷入了“管不了”和“管不好”的困境之中。
（一）社会多元化加剧阶层利益冲突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结构相对简单，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干部和知识分子阶层作为社会结构的三大主体，彼此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关系。然而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应运而生，加速了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导致了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化。过去基本利益大致趋同的社会结构转化成由许多不同利益诉求群体组成的复杂多样的阶级阶层结构，分离出个体户、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高管、民营企业的科技人员、各种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同一社会阶层内的社会地位和利益诉求也随之分化，如工人阶级分为国企职工、外企职工、私企职工以及农民工等。新的社会阶层与传统社会阶层之间，以及新的社会阶层内部由于利益获取模式的差异加剧了彼此之间的摩擦与冲突，而群体性和对抗性事件频仍，也折射出我国社会阶层利益矛盾的升级。
（二）社会原子化增大社会管理难度
社会转型加快了“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化的速度，助长了社会整体性的疏离。在我国，“单位”既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单元,也是政府社会管理的基础。政府通过单位分配社会资源和传递高层的声音。在计划体制下，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公社等，都是“大而全”或“小而全”的单位组织，个人则隶属于某一“单位”。“单位制”强化了社会生活的政治化、行政化倾向，成为一种把各种社会问题化解在基层的机制。国家借助严密的单位组织系统，具有极强的动员组织能力，而社会的各个子系统缺乏独立运作的条件，这有助于国家对社会实行全面而有效的控制。但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推进，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非单位的自由人即“社会人”，管理半径的扩大，造成政府往往要直接面对无数分散的个人，治理的摩擦成本大量增加，不论是自上而下的社会事务的贯彻和落实，还是自下而上的社会问题的调解和解决，均面临较大阻碍。“社会人”的大量存在令原有的单位管理模式鞭长莫及，而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化的趋势，加速了社会的原子化和社会关系的松散化，使得过去曾经行之有效的、延续了数十年之久的社会管理模式与管理方法越来越力不从心。
（三）社会公平缺失加剧社会失范风险
社会发展剧变与社会道德滑坡导致社会资本严重匮乏，而公平正义等社会通行价值观的渐行渐远使社会失去赖以依存的精神支柱，造成社会是非观的严重扭曲，助长了社会的“野蛮生长”。阶层固化和赢家通吃的生存法则，在制造强者恒强的神话之际，不但将弱势群体逼入绝望无助的境地，而且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公，增大了社会阶层“断裂”的概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数据显示，收入越低的人对社会矛盾激化的感受越深。近年来一些底层草根因生活无望铤而走险，甚至将犯罪矛头直指无辜群众，国内屡屡发生的公交纵火案即是明证。即便是众多习惯于“围观”的群体，其超然神情掩饰着对现实的无奈与不满，一旦遇上导火索和宣泄口，很容易加入“无直接利益冲突”行列，成为社会动荡的破坏因子。尤其在网络时代，这种集体焦虑和迷茫情绪往往容易通过网上传播导致非理性预期迅速发酵，放大破坏性能量，加剧社会失范甚至动荡的风险。
（四）社会利益失衡弱化民众未来预期
1.贫富极化引发社会成员的“地位恐慌”。据北大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去年7月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收入最低的5%的家庭收入占所有家庭总收入的0.1%，而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占所有家庭总收入的23.4%，后者的收入是前者的234倍。“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还有2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李克强，2014）利益失衡导致社会心态失衡，继而引发“地位恐慌”：不仅社会底层难以看到生活希望，就连“中产阶层”也为其地位下滑而焦虑，甚至富人阶层的不安全感也有增无减。这种“弱势群体”泛化现象反映出民众未来预期的不乐观。
2.“无感增长”弱化社会心态。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发展，然而民众却很难感受到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好处，似乎经济增长与己无关，即是所谓的“无感增长”。老百姓难以分享到改革红利，而需要个人承担的社会成本却有增无减，政府公共服务的欠账越来越多，不断“减负担”与“甩包袱”的行为很容易让人形成改革就是政府多收钱或多增税的不良预期，从而对改革产生抵触情绪。
（五）虚拟社会挑战传统政府权威
互联网改变了信息传播与扩散的方式，打破了传统社会管理中信息高度封闭的状态，信息的快速横向流动使政府对信息传播的控制与垄断不复存在。信息呈几何级数传播，使网络成为社会情绪的放大器。在民众广泛参与的自媒体时代，官员腐败丑闻、涉黑血腥暴力拆迁和恶性案件等事件的曝光都会产生极大的负面效应，容易强化民众的社会危机感，甚至动摇人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信心，削弱政府的权威性。目前近6亿中国网民已构成我国社会中交往关系最复杂、最广泛的群体。他们的态度和情绪既是对社会现状的真实反映，又对现实社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因此，准确把握民众的心态，通过具有前瞻性的社会政策，有效引导社会预期，提升应对虚拟社会变化的能力，已成为政府的紧迫任务和重要使命。
三、基于社会管理创新的社会预期管理作用机理
社会预期管理是集合预测学、管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理论的一种新的管理方式。它以社会预期为管理对象，政府是管理主体，而社会民众是管理客体。社会预期管理的一大特点是整合性和系统性，即是将不同学科领域的理论与方法结合起来，使其形成一个系统，各种技术方法相互支撑，改变过去各自为阵的碎片化状态，充分发挥其聚合效应，从而有效提升社会预期管理的效率。
（一）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预期管理的内在逻辑
社会管理创新是社会管理由传统向现代转化或升级的动态过程，它是对传统社会管理加以重塑、再造与更新，使其成为政府主导下的多元治理主体在法治框架下采用社会政策等工具对社会各领域或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社会管理创新既是管理理念的创新，也是管理方式的创新。
社会预期管理是伴随社会管理创新过程的社会管理的新内容或新常态。它在本质上有别于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它与社会管理创新存在着一种互为依存的关系，二者相互交叉，是动态与状态的结合。例如，扩大公众参与、培育社会组织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又是强化社会预期管理的重要手段。社会管理创新既是社会预期管理的分析框架，亦是社会预期管理赖以存在的基石，而社会预期管理则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手段。离开了社会管理理念、结构和制度等创新，社会预期管理将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加强社会预期管理，不能脱离社会管理创新的大背景。
（二）社会预期管理的作用机理
加强对非理性社会预期的引导，降低负向社会预期对政府决策的扰动和影响是社会预期管理的重要职能。社会预期作为人们心理活动的反映，总是呈现出积极或消极、正面或负面、乐观或悲观、理性或非理性等截然不同的状态，而消极、负面、悲观和非理性预期的迅速放大，势必加剧社会矛盾的激化，成为社会冲突甚至动荡的催化剂或导火索。因此，及时有效地引导或干预社会预期对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传统社会管理本质上是封闭式和单向度的，即管理主体在威权基础上对管理客体实行自上而下的管制。而社会治理创新则更加强调治理的开放性和多向度，追求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信息沟通和交流互动，以增强管理过程的回应性和协商性。因此，除了管理理念的创新外，管理方法创新也至关重要。现代预期管理方法可归纳为信息、政策、信念与交流四种。[9]上述方法相互交融，共同构成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式与过程。
首先.政府要肩负起主导社会管理的职责，有责任在稳定和引导社会预期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应及时通过高层表态、调研、发表文章、官方微博等渠道向社会释放积极信号，表明政府的态度、信心、判断和立场，通过信息发布、调研报告，数据发布等形式，使社会经济发展的真实现状更加公开和透明，以坚定公众对未来社会不断向好的信念，增强对深化改革开放的信心。
其次.社会政策是政府面对社会转型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和矛盾而创造的一种治理方略和减震机制，旨在改善公民福利和引导社会变迁。作为社会预期管理的工具，社会政策的效力取决于政策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政策的制定必须以客观条件为依据，既尊重和听取民意，又不能脱离实际盲目取悦于人。古人云，诚意妥于未言之前，则出言而人信之。政策信号无异于政府对公众的承诺，一旦成为无法兑现的“画饼”，将极大地损害政府的公信力。
再次.通过领导基层调研、新闻发布会、接受采访等形式加强政府、社会组织、公众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及时反馈信息，以提高多元管理主体之间，以及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间的互动性和协调性。使社会政策的制定更加完善，政策的执行更为顺畅，从而实现稳定和引导社会预期的目标。
（三）社会预期管理的作用与必要性
1. 社会预期管理与“前瞻性引导”。“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医理论中也有“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思想精髓。社会预期是社会民众对未来的心理估计和判断，作为社会管理主导者，政府应准确了解和及时回应社会民众的期待与期盼，有效化解和消除社会负面情绪，充分释放社会正能量，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今年以来，针对经济增速逐渐下滑而产生的社会担忧情绪，中央高层及时通过各种场合不断传递积极的政策信号，如提出底线思维，为经济运行预留出合理的运行空间，以保证结构调整的顺利推进。此举稳定了社会预期，坚定了人们的发展信心。
2. 社会预期管理与“社会细分”。社会越开放，公众预期和信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越大，加强社会预期管理的必要性也越大。转型时期社会群体分化和利益多元化，导致改革开放初期那种万众一心拥护改革的场景不再，相反，对改革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的人却越来越多，预期的这一嬗变大大削弱了社会变革的推动力。因此，准确把握公众的利益诉求和思想情绪是实现前瞻性引导的基石。我国社会转型导致过去“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干部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单一社会结构剧烈分化，阶层群体的多元化导致公众利益诉求大相径庭、复杂多变。这就需要借鉴市场学的市场细分的方法，对管理对象进行具体分析，把准不同阶层群体的思想“脉搏”，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沟通与交流。
3.社会预期管理与“关口前移”。实践证明，社会管理的事后处置成本远大于事前防范。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激化和社会冲突加剧势必放大社会风险，当社会压力的积聚到达一个阈值或临界点时，任何微小的摩擦和矛盾也可能变成引爆社会冲突事件的导火索，从而使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社会预期管理堪称社会风险与危机的减压阀，它通过准确把握公众的心态和情绪变化，发挥社会组织的能动性，引导人们自觉按照法律所允许的正常渠道去宣泄不满情绪，防止不满意见过度蓄积，缓冲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矛盾纠纷，将管理关口从事后处置提前至事前防范，及时排除社会隐患，“化冲突于无形之中”，避免因对立情绪迅速发酵而演变成极具破坏力的社会冲突或群体性事件。
四、提高我国社会预期管理水平的路径
（一）促进社会管理的不断创新
加强社会预期管理必须首先摒弃传统社会管理模式，走社会管理创新之路，通过扩大公众参与的途径实现权力向度的多元化，以弥补政府能力不足，避免政府失灵。
1.加快管理理念的创新。强化社会预期管理必须首先创新社会管理理念，打破对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路径依赖，摆脱传统理念的束缚。一是变管理为治理；二是变“管群众”为“群众管”；三是变“政府本位”为“社会本位”；四是变管控为调控、引导、服务与整合；五是变“全能政府”为“服务政府”；六是变人治为法治；七是变“维稳”为“维安”；八是变事后执法为事前防范等等。
2.加快管理结构的创新。改变政府包揽一切和唱“独角戏”的现状，充分释放公民和各类社会组织对于社会管理创新的推动力,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型以及社会自治型的治理结构，大力培育优秀社会组织，鼓励和容忍不同思想、观点和意见以及不同利益诉求通过相互碰撞与博弈形成社会共识，吸引社会公众和社会组织广泛和全方位地参与到社会管理的决策之中，从而实现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和多样化。
3.加快管理制度的创新。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制度氛围是多元管理主体积极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前提条件，因此提高公众对社会发展的未来预期，必须加快相关制度的创新：一是改革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降低贫富严重分化带来的社会风险；二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民生问题，从而重振内需；三是重构教育制度，实现机会公平，确保社会底层有机会通过受教育的途径改变自身命运，加速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化，促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升级。
（二）扩大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渠道
公众参与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预期管理的重要手段。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利益分化，扩大了不同阶层群体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而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暴露出政府管理社会能力不足的缺陷。与此同时，体制更替中社会公平公正的流失所导致的利益分配机制和保障机制的扭曲，造成少数人大量得益而多数人利益长期受损，加剧了社会“断裂”甚至“崩塌”的风险。而“制度性参与”的不畅通使公众缺乏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和影响公共政策的正常渠道，无法释放对现状的不满的情绪，这种失意很容易诱发“非制度性无序参与”的潜在威胁，成为影响权力稳固和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变数。
公众参与已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必须改变权力高度集中现状，为公众创造更多参与社会管理的机会；要健全和完善社会自治、自律和自我发展的新机制，增强各种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在社会管理上的主体地位及其对政府社会管理的监督制约作用，以提升公共决策的科学性以及政策实施的有效性。
（三）提升政府对“虚拟社会”的治理能力
据《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称，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9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4.1%。网民规模的迅速膨胀大大增加了“虚拟社会”的社会影响力，对政府权威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信息不对称的封闭状态，改变了主流信息传播完全由国家垄断的局面，而信息沟通从单向到交互的质变，提高了民意在政治运作中的分量，为实现公众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提供了可能。但目前这种互动沟通的目标与现实仍存在很大差距，使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作用远未发挥出来：一是政府对网络舆论的严格管控仍未放开，二是政府网站互动平台有效性不足，对于一系列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重大公共利益事件，政府决策者仍然没有吸引公众参与；三是政府在应对网络舆情上明显处于被动地位。可见，政府对“虚拟社会”的发展明显准备不足，缺乏有效应对举措。在回应社会关切，引导社会预期，维护网络秩序，营造稳定社会预期的网络舆论环境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加大改善民生保障的力度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旨在维护和增进社会成员的基本福祉，即维持社会成员的起码的生活水平与教育水平，实现普遍就业。尽管社会保障机制并非社会预期管理的范畴，但作为社会安全的稳定器，它是强化社会预期管理的重要基石。没有民生改善就无法消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对广大普通老百姓来说，其生活现状对未来预期的形成影响巨大，忽视对眼前民生难题的改善，将难以提升公众对未来的预期。而只有通过对现状的改变，才能促使老百姓相信未来将比现在更好，从而提高他们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因此,稳定与改善人们的社会预期的最有效途径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病有所医，业有所就，学有所上的基本目标，这既有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也有利于增强社会公众对未来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信心。
（五）凝聚公众对社会发展的共识
坚定公众对社会发展的信心是提高社会预期的关键之举。只有坚信社会发展趋势不断向好，才能在面对暂时的波动起伏和困难时不动摇。否则就很容易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这势必加大社会的不确定性和发展隐患。而社会预期管理的重要使命就是通过让社会公众认清中国的未来前景，引导和调控社会预期向良性方向发展。
社会共识与社会预期呈正相关关系，及时向社会传递积极信号有助于坚定公众对社会未来发展的信心，从而增强社会预期。十八大以来，反腐的常态化、制度化和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实践，传递出中央“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承诺和决心，增强了人们对依法治国和制度创新的信心；而涵盖和包容社会成员不同梦想追求的“中国梦”的构建，为凝聚社会共识注入了正能量：其深化改革开放，伸张公平正义，追求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的丰富内涵，使人们理解和看到未来社会的发展愿景，重燃公众对深化改革和建设公平社会的希望。目前人民群众对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普遍抱有信心，这充分体现出重聚共识的正面效应。
（六）强化社会政策对社会预期的引导
社会政策是社会预期管理的重要手段，它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预期的实现与社会政策导向密切相关，对可能恶化的非理性社会预期进行及时干预，有利于预期目标的实现。当前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源于公民表达机制不畅、参与渠道不通、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而公众参与的缺乏为以后的冲突和矛盾埋下了祸根。所以，应鼓励公民为表达和追求自身的利益以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政策的制定。既然社会政策是为民众或社会弱势群体的，那么没有他们的参与何以成为社会政策。[10]
政策的稳定性和透明度决定政策实施的成效。社会政策是否连贯，事关政府的信用。政策目标一旦确定，应相应稳定。稳定可行的政策目标，能使公众的预期也相对稳定，从而减少经济中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若不时更换经济目标，将使公众无所适从，导致经济系统的混乱[11]。而增强社会政策的透明度，旨在使政策的要点能被预见，使公众乐于配合，大大降低政策的负效应，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此外还应把握好政策出台的时机，切忌出其不意，应充分考虑民众的心理承受力，预留缓冲时间，试探公众态度，避免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应，从而导致朝令夕改和出尔反尔，严重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发达国家的实践已经表明，如果政府仅仅将沟通本身作为重要的政策工具，并不真正兑现沟通内容，那么政策最终可能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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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拉亚.通货膨胀机理与预期[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
[作者简介]李翔，四川行政学院学报副编审。
[基金项目]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项目编号：14XSH002）：《在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预期管理》的阶段性成果。
